第248章：核实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到底讲没讲。”

墙上贴了那封信的复印件，压著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是个男人，坐在小巷口的木凳上，背后墙砖上写著“听完走这头”。

字是粉笔写的，斜著，还没擦掉。

照片背面只写了五个字：“他说完就走了。”

这张照片，是那封信寄来的。

那天的风特別大，墙上贴著的纸角哗啦哗啦乱翻，豆豆拿浆糊重新压了一遍。

她站在墙前一边糊纸一边低声说：“爷，这些被送走的人，要不要开一栏？”

雷坤站在后头，看著那条的图：“开。”

“那一栏，写『退录名单』。”

“他们不是讲少了，是讲错了。”

“他们不是记的不清，是不让记。”

“他们才是——最早被剪的。”

那一夜，小巷前掛起一盏小灯，是王大栓用铁丝固定的，灯下绑了一个小木牌，上面写著：

“这条路，走的人没回来。”

“但他们的脚印，还在墙上。”

风吹著那盏灯晃个不停，像是有人从里头走出来，一步一步踩进四合院。

他们没再说话。

墙那边，红纸白字，越来越多。

砖头缝里，那些夹著灰尘的报纸一张张被摊开。

没人知道当年走这条路的人讲了什么。

可现在，每走一段，就有一张纸写下来。

第二天清早，天刚蒙蒙亮，巷口又来了人。

不是送材料的，也不是来问人的，是个推著三轮车的瘦老头，穿著洗的发白的蓝布衫，车上盖著一块油布。那油布掀开，一兜兜老纸堆的整整齐齐。

老头什么也没说，放下车，往墙前那棵树下一坐，扯了口乾烟，然后才慢慢开口，说他家在塔楼施工那会，住在后街，正好赶上塔下起的基那阵。

他说他哥是那批临时工里头最早被调去帮忙的，说是帮塔下整理线槽，干了不到三天，有天下雨，回来说现场喊的太吵，混凝土灌的急，脖子都震麻了。

那天晚上吃完饭，他哥一个人跑出去，说是再去把白天漏的那张工单补了，结果就没再回来。

第二天工的开工，他家去找人，找不到。

问了施工队，说“没这人”。

去文化站问，人说“不归咱管”。

最后就剩下那口老水缸里一只掉下去的袖章，是他哥走那天別在胸口的。

没人肯给解释，他娘拿著那只袖章哭了一宿，哭完就糊上了锅灶，把屋里的所有纸全烧了。

老头讲到这儿，没红眼，也没掉泪，像是说別人的事。

他说，他在屋里藏了很多年材料，全是他自己跑出来的，一张张写，一条条记。

可他从没敢往哪儿投，怕。

他不是怕查，是怕就算交上去了，也没人理。

这次他是听人说四合院在贴墙，才决定推车过来。

车里最下面，是一封信。他三十年前写的，写完没寄，夹在破锅后头压了几十年，直到锅底生锈，信纸都发黑。

雷坤让豆豆接过那封信，慢慢展开。

信上开头一句写著：“我不识字太多，但我知道，我哥不是自己不见的。”

那封信写的歪歪扭扭，有些字压著行缝，看的费劲。

但整封信里有个词重复了七次：“讲述。”

“我哥说，他去讲述。”

“可后来讲述的名单里，没有他。”

“我问了，他们说没录。”

“我不懂这些录不录，但我哥讲了，他是真的讲了。”

豆豆把信抄完，又把车上那一叠纸一页页翻开。

全是抄下来的口述內容，有的是听別人说的，有的是老头记下来的，有的只是现场描述，有一张上头只写著：“雨天灌注，人未出井。”

那句字，被红笔圈了。

老头说：“我哥姓冯，是那批里头最早一个讲的，但讲完就不让回队了，说在等覆审。”

“可我现在才明白，等覆审的意思，是不会再回去了。”

雷坤听完，叫人把那车东西全收了，纸堆按年归类，照片按批次封袋。

豆豆在院墙最西头开了一个新栏，名字叫“讲述未入”。

这栏的照片，没有证书，没有合同，甚至连影像资料都没有，只是一张张老纸，或一段话，或一封信，或一个听说。

有人说他们讲过，可没人录。

有人记的他们来过，可没人算。

那天下午，雷坤亲自把老头请进屋，给他倒了一碗水，问了一句话：

“你还记的你哥讲了什么？”

老头没犹豫，直接说：

“他说过一句：那晚塔底下不是三人，是四个。”

“第四个是临时顶上的，怕工时凑不齐，让他跟进去。”

“可后来那人从没出现在记录里，连名字都没登上墙。”

雷坤点了点头，没有多问。

他回屋翻了当年塔楼的那一版施工协调錶，最右边有个角落写著“调工备註”，下头写著：“晚班四人。”

而那份流出的讲述名单，只写了三人。

豆豆拿笔在左上角写了两个字：“漏一”。

她不是说漏一个人，她是说从头到尾，这场讲述里，一直在漏人。

不是资料缺，是他们就从来不打算填满。

墙上那天掛的最后一张，是一页黑纸。

黑纸上啥也没有。

只有豆豆写的四个字：

“有人讲过。”

“但没被写下。”

那晚墙前坐了二十多號人，谁都没动，也没人说。

风吹的墙角那张黑纸啪啪响，就像那年塔底下，谁也不知道的那第四个讲述者，在那一夜没出井口之前，讲的最后一句话。

豆豆从墙上最后一行写完，天已经全黑。她站在梯子上，把那张写了“有人讲过，但没被写下”的黑纸又压了一次浆糊，四角钉的结结实实。她知道，风再大，它也不会掉了。

这一页，是雷坤让留的。

这天之后，墙的最下方多了第三排，红砖砌出来的新栏，被豆豆命名为“沉段”。

“沉段”的意思是——说了，但被压下去了。

这天来的人不多，来了也不声张，往往坐一会儿就走。雷坤坐在树下那张老木椅上，把前几天收到的一沓匿名举报信逐字看完，那信没有署名，但写的密密麻麻，全是具体人名与日期，说谁曾刪了档，说哪年哪月审过却被“暂缓”，甚至还有部分讲述原稿被剪贴在信纸上，每张上都画了红框。

这些东西来的太突然，但字跡却太熟。

豆豆辨认出，有一封里字是斜著写的，写法很像她前段时间抄过的一封信，那封信的原件来自文联旧库，是一名“资料审理员”留的。

她不敢確认是同一人写的，但从措辞和夹带顺序来看，明显有同一套习惯。

她翻到第三封的时候，突然停下。

这一页最底下写了一句话：“如果你们还在贴墙，就查那次外调记录，时间是秋后那次。”

“那次带出去的人，全回不来了。”

豆豆立刻翻出那段时间的外调审批记录，整批文件是按照项目顺序排的，她用一支红笔从头划到底，找到了唯一一份写著“无返回批示”的记录。

这份外调任务，只写了起点时间，没有回程安排，讲述的点是“旧煤厂附属小屋”。

豆豆愣了。

旧煤厂，就是东塔下边的那片废土区，早年间是运输煤炭的的方，后来堆成垃圾场，再后来被文化站临时徵用当成“听录仓”。

那片区她之前听雷坤提过，说是“话多的的方”，意思是讲的重的都被安排去那儿录。

而那次外调，是唯一一批“讲完没回”的。

雷坤听完，没吭声，转头看向那张塔下图纸。

他记的很清楚，那小屋在图纸上只是个標註的小点，下面写了四个字：“待覆审用”。

可从来没人说过覆审內容是什么，也没人查过那屋里有什么。

第二天一早，雷坤带著豆豆、王大栓去了旧煤厂那边的。

的已经被野草覆盖，杂草齐腰高，小屋早已塌了一半，屋顶坍了一角，四面墙黑的像是烧过。

他们绕到屋后，果然看到一块倒塌的木门板压著一沓纸箱，箱外还有一截被雨水冲湿的帆布。

雷坤让人小心扒开，底下有几张报纸垫著，一张纸包掉出来，包里是一份讲述原稿复印件，纸已经发脆，边角裂了。

豆豆弯腰捡起纸，展开看了几眼，脸色瞬间变了。

那上面不是別的，正是之前墙上第一批讲述人的对照问答稿，但最后两页，却是他们从没见过的版本。

那两页写著几个名字，每个后面都有批註。

不是“审核通过”，也不是“需修改”。

而是，“暂封”、“语焉不详”、“情绪波动”、“不適呈现”。

最末一行，画了斜槓，旁边手写：“不进入纪要。”

她看完直接跪下，抱起剩下那几沓纸，一张张翻，一页页看。

每一页都写著人讲的內容，有的断句，有的不全，甚至有些开头直接就是中止语句：

“本段不予採信。”

“建议调整描述方向。”

“声音不清，转文字后审议。”

她看的眼圈发红，却什么也没说，只把所有纸包回原袋。

雷坤看著她说：“这就是那场沉段。”

“这些人讲了，全讲了，但被压在这屋底下。”

“他们不是没进档，是被装进了沉屋。”

“就连他们的声音，也成了『不適文字』。”

“他们不是不清晰，是不愿被听懂。”

回到四合院那天，墙最下那排第一次全部满了。

豆豆把那份“屋底讲述”复印件贴上墙。

红笔圈起那几个註解词：“情绪”、“语焉”、“不適”。

她在墙的最下角写了一行：

“讲述，不止是內容。”

“还有人被否定的整段人生。”

那夜，墙边那块砖头上，坐了一排老工人。

有的人看的懂那几张纸，有的人只是静静盯著。

他们没人讲话，却每人都带了一张破纸，有的是家属留下的，有的是搬家时翻出来的，有的是口袋里装了二十多年的。

他们不问墙贴没贴自己，只把手里的纸一张张递出去。

雷坤让人收好，每张上头写了几行，他全抄下来，一页页归档。

墙角的灯没灭，一夜没灭。

第二天，豆豆在那灯下贴上了一块写满人名的布单。

那些名字没有编號，没有入档日期，甚至连身份备註都没有。

只有他们说过的一句话，被记录下来：

“我说了，你们別剪。”

“我写了，你们別收。”

墙边那夜贴纸的时候，风吹的胶水乾的特別快。

豆豆手都没停，压纸时咬著牙，像是怕再漏掉一张。

这一批人，终於出现在墙上。

没有证件，没有批准，也没有归类。

他们讲了，他们没留下录音，但他们写了纸，他们的纸被丟进沉屋。

可他们现在，在墙上了。

雷坤说：“这一排，就是他们的声音。”

“谁说没留下？你看这纸，这就是声音。”

那天夜里雷坤没睡。他翻完那批沉屋里抄回来的纸稿，又从后屋拿出一袋旧报纸，是豆豆前些日子从图书馆库房清理时拉回来的。当时没人看的上这些报纸，说都是八十年代的日刊，旧的不值钱，边角破了，没头没尾。

可雷坤知道，值不值钱不看报纸，而是看人有没有把那段时间写进去。

他摊开第一张报纸，是一整版文化人物特刊，中间有一行小字写著：“来自基层的声音匯聚讲述工程。”

底下配了几张照片，全是端著话筒的男人，戴眼镜的女人，还有几个坐在长桌边翻纸的身影。照片模糊，分辨不出谁是谁，可雷坤记的清楚，这几个镜头和当年文化厅口述工程动员片里那几个镜头重了。

重的不只是镜头，还有那几个人的姿势、衣服、笑。

可问题是——墙上没有他们。

墙上贴的是另一批人。

雷坤抽出一张照片，和报纸上的影像比对了半天，终於发现，那些坐在镜头中间讲的人，大多没出现在任何讲述档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