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8章：核实

这种帐不是第一次见，可像这样乾的明明白白还一口气补三次的，不常有。雷坤说：“这不是在冒名，是在养人。”

“把死人当活人养。”

王大栓这几天守著广播塔那边，白天巡查，晚上蹲守。他回来时带了几张照片，是塔脚墙根处拍的，有人趁晚上下雨把废纸堆往那边倒，纸还在湿的里没散开，外面裹著塑料，里头露出一角，是一张审批单。

豆豆看照片的时候脸色变了。

那张审批单是去年的，是“文化遗產类试点项目”专项资金分批使用草案，后头跟著一串名字，第三个就是他们最近刚在无名照片里认出来的那个老工人。

雷坤一边听一边点头。

“这笔钱，不是现在批的，是十几年前批下来的。”

“只是年年在换壳。”

“每次换个名目，再让死人出来走一圈。”

“像放木偶，牵线的人在后头，拿钱的人根本不需要动。”

豆豆翻旧报表时也发现一件怪事。

有一批所谓的“文化顾问”在近三年內没有一次出现在评审会、也没有一次出现在市內公开记录里，可他们的名字却出现在一份“口述工程参与者纪念册”里，而且印著文化厅的章。

这纪念册只有內部发放版本，外界没人知道，內容写的非常体面，说是为了“弘扬城市歷史贡献者精神”。

可里面一半以上的人，四合院墙上全找不到。

也就是说，这纪念册里的名单，根本不是从墙上这群讲述者里选的，而是从帐上那批“造活”的人里抽的。

雷坤看完册子，冷笑了一声。

“他们连纪念都造假。”

“死的早的没人提，活不出来的上了书。”

“这不是纪念，是二次掩埋。”

那天墙上贴了第一本“纪念册”的照片。

红线拉到了最左上角，豆豆用粗笔写了几个字：

“造人的纪念册。”

“是对死人的嘲讽。”

下午的时候，院里来了一对老夫妻，说是从东区过来的，手里抱著一摞文件袋，来回坐车换了两趟，听说墙上贴了“讲述者名单”，想来看看有没有他们儿子的名字。

豆豆接待他们的时候，把那批无名照片一张张摊开，对著他们描述的模样挨个看过去。

老太太手抖的厉害，看到其中一张照片，忽然就呛了一声。

那是一张侧面照，男人戴著布帽，工服上有个暗印编號。

她伸手指著那张照片，声音发乾，说了句：“这是我家那口儿。”

雷坤站在一旁，眼皮都没抬，只吩咐豆豆把那张照片调出来，找原件背后信息。

照片背面没有写名字，但有一行字：

“此人无证入岗，疑似代替讲述任务，后未跟进。”

老太太坐下后打开文件袋，从最底层抽出一张旧工资条，上头盖著文化站的章，名字正是那照片上的男人。

工资条上最后一笔，是“出席讲述纪要整理补贴”，时间是二十三年前。

豆豆拿著工资条和照片比对了很久，最后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把照片重新装框，掛上墙。

那天墙上多了一张手写卡片。

不是豆豆写的，是老太太自己写的。

她在红纸上写了这么几句：

“我家老头儿，当年去讲过一次，说是说歷史的。”

“回来后烧了记录本，说不能说。”

“后来他再也没被叫过。”

“原来是因为——他说了不该说的。”

她写完这些，把纸折好，塞在照片背后。

豆豆问她：“要不要写名字？”

老太太摇头：“他就这样挺好。”

“墙上有他，我就知他没白去那一次。”

“人能留个影，不是给人看，是给他自己留的儿。”

四合院那晚贴完最后一张照片时，墙上的红线已经拉不出位置，豆豆在砖缝里打了两个小孔，把线接到了墙檐底下。

那里以前掛的是风铃，现在换成了一张卡纸，上头写著：

“墙不够，就掛天上。”

“名字再多，也有的儿放。”

那一夜，没人出声。

连水缸边的猫都没有叫。

风颳了一整夜，剪报角都翻了起来，像是要把那些埋在最下面的名字吹出来。

四合院这几日来的人越来越多。不是围观的，也不是记者，就是一批批人，提著袋子抱著材料，穿布衣也好穿西装也罢，都是来找那堵墙的。

有人拿来旧照片，有人带来存摺复印件，有人把封存多年的纸包打开放在砖头上，一层层展开。墙下那张长桌几乎没空过，桌面全是纸，红的、黄的、灰的，全盖著一层灰和岁月。

豆豆一边抄录来人交待的姓名和故事，一边整理墙上已经贴满的栏格。她早上五点起，晚上两点睡，手腕贴著胶布还在写。雷坤什么也没说，只是安排人把后墙那一整块砖墙砌高了一米，又往两边多延了两格。

他说，墙不够，就加。

王大栓在前天夜里，翻旧帐时候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他在整理早年文化顾问聘任合同的申请记录时，发现在某一年的那张合同底稿上，有一个落款处原本是空白的，但透过光一照，隱约还能看到被擦掉的字痕。

雷坤亲自把那张纸拿来，用喷壶均匀洒了点水，纸面浮出一串笔划模糊的字。

那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句批註。

那句批註写的是：“该名额上级已定，不做更动。”

也就是说，这份合同从一开始就是造好的，只是名字临时换人。

而原来的那个人，被抹掉了。

豆豆当时看的脸都白了，这份底稿她抄过十几遍，从来没发现过那行字。

那天下午，雷坤直接把这张纸贴在了墙上，照片、补贴条、评审记录，全围著这一张纸摆成了一个圆。

豆豆在圆的正中写了五个字：谁在填名字。

因为从这一刻起，他们终於明白，这些合同不是按人写的，是按格写的。

上面空著格子，下头有人来填。

谁能进，谁不能进，不在於讲没讲，而在於站在哪边。

而这边的墙上，现在多了一百六十多个讲述者。

雷坤那天午后没在屋里，他去了趟老城区印刷厂，说是找人看以前的纸型模子。

他带回来一袋子残破模具和一个快散了架的订书机，豆豆还以为是废铜烂铁，结果雷坤摊开给她看，是当年文化顾问聘用书的原始模具。

模具边缘有磨损痕跡，最上方“文化顾问”四个字是反字印，雷坤用白纸压了几个印章，发现其中一块模子出现了断线，字体中间断了一笔，刚好是“顾”字那横。

豆豆翻出一批过去的合同样本，果然发现其中五份合同的“顾”字断了横，和那模子痕跡一致。

也就是说，这些合同不是“列印”，而是“印製”。

而印製意味著——有一批人，在幕后做了“批量模板”。

豆豆坐在墙边那张小桌上，翻著那批资料，一晚上都没合眼。

她已经能对出三十多个模板使用者的资料，而这些人的共同点，是他们名字全都不在录音中。

也就是说，他们从未开口讲过一句话，却被印上了“文化讲述者”的封面。

雷坤这时候调出了当年市文化台的一份会议记录，那份记录是个打孔纸，保存的不算好，角落有水渍。记录內容是一次“特约审定”小组临时会，议题只有一条：“模板印件走查进度”。

落款日期和那批印製合同时间完全一致。

王大栓拍了张照片，贴在墙上，用红笔画了一条线，从那天起，这堵墙上不仅是死人说过什么，而是——谁根本没说过，却活在了所有人上面。

这批人没人记的，但帐上全在。

钱年年拨，补贴年年出，项目次次批，合同合同都盖章。

雷坤盯著那张批註底稿，看了很久。

他说：“原来不是有人被刪掉了，而是这些格子从头就不是留给他们的。”

“那我们现在做的，是把那些被剪掉的人的纸，重新贴回来。”

小禾这几天也不太说话，她负责抄墙头的每日更新，昨天写到最后一行的时候，把“无记录对象”那一栏空了下来。

她说：“爷，我不是不写，是不知道该怎么写。”

“他们都没说过话，可现在，墙上都是他们。”

“这算不算讲述？”

雷坤没回头。

他只是伸手把墙边那张新的照片抬了抬。

照片上是个中年男人，穿著工作服，左胸口的名字牌用白胶布糊住了，脸朝镜头，不高不低的姿態。

这张照片是早上一个邮差送来的，说是匿名寄件人寄来，什么字也没写，只贴了四合院的字。

照片背后有五个字，手写的：

“我不配讲述。”

雷坤把这张照片掛在墙最中间。

红笔圈住。

豆豆站在那张照片前，半天没动。

她回头说：“爷，这人，可能真没讲过。”

雷坤只说：“讲不讲，不在嘴上。”

“能被他们抹掉的，都是讲过的。”

“只不过，有的讲过一句，就被叫停了。”

“那种讲，是命讲的。”

墙角那天多了一盏油灯。

不是用来照照片，是照那张信纸。

信纸被塑封了，压在砖缝里，边角已经变色。

上头一行红字：

“如上报涉及特殊內容，建议另做处理。”

豆豆用钉子把它钉的死死的。

雷坤转身进了屋，打开那本旧帐本，翻到最后一页。

那页写著他们第一次贴墙时候抄的第一句话：

“不是所有名字都能进帐，但进了墙，就是命留下的。”

那天夜里，风从城西往东刮，吹的四合院前院那棵老槐树直响。豆豆翻了整整一个晚上的老信件，全是前些年街道发回的“未归类诉求函”，当时没人接手，一捆一捆塞在文保所后院里吃灰。

她从最底下一袋子黄纸堆里翻出一个信封，落款是个普通市民名字，信纸皱成团，但中间一行却异常清楚：“有人说我爹讲过，可我只见过一盘磁带。那年他去小巷录音，再回来就变了。”

那封信没有回音，没批號，也没入档，只在角落上盖了个小圆章：“不归类”。

豆豆把信翻来覆去看了五六遍，然后才想起小巷的事。

他们曾经查过那条小巷的建筑备案，是一条连通文化站旧仓库和城市档案局副库的窄道。多年前本来要拓宽，后来工程停了，路两边封死，只剩一头能走，另一头成了废门。

她拿著信问雷坤：“爷，小巷那头是不是还有一段墙？”

雷坤没回头，只说：“以前是录音的后门，讲完出那头走。”

豆豆点了点头，立刻带人去了那头巷子。原本是一排废屋，已经被杂草盖了大半，门口掛著“危旧不进”牌子。

他们扒开杂草，一路挪进小巷尽头，发现那堵墙並不光滑，而是一整排用砖封死的窗户。窗缝之间还留著一道道老报纸垫缝，纸已经糊了，可其中一页残角上还能看到两个字：“录音”。

雷坤听完，立刻让王大栓去拿撬杆。

他们扒开第三道缝的时候，掉出一小捆纸带，是那种老式印表机用的打孔纸，纸已经发黄，但文字还清楚。

上头写著：

“讲述录入批次已达，不宜再增。”

“剩余对象可考虑以访谈备份方式分类保存。”

“分类保存”四个字下面，用红笔划了线，旁边手写加了一个词：“不归档”。

雷坤看完这纸，把它收进文件夹，又命人把巷墙的报纸小心剥下来。

其中一张报纸背后用铅笔写了一句话：“我来录音，他们叫我別讲敏感的。”

“我讲了……他们说磁带坏了。”

“录音结束后没人发证，我回去后一直怕。”

豆豆抄完这段话，闭了一会眼，才说：“爷，这不是录音巷，这是堵口巷。”

“谁讲了不合適的，就让他从这头走。”

“走出去就不算参与，就不用记。”

“磁带坏了，人就不在了。”

雷坤把她手里的那张报纸折好，说：“从今儿起，把小巷也画进的图里。”

“这不是废路，这是刪除流程。”

“墙有墙的出入口，帐有帐的流程表。”

“他们设计了两条路，一条出名字，一条出墙外。”

“能留下的，是不吭声的；敢说的，全送走。”

当天墙上多了一块的图，是豆豆照著小巷位置手绘的，用红笔圈出了两端，一端標著“讲述入口”，另一端写著“封闭退路”。

豆豆在的图角落写了一行：

“这不是道，是出口。”

“但从这齣去的人，一个也没进回来。”

雷坤把那张图钉在墙上最角落的位置，旁边围了一圈那封“未归类诉求函”的抄录版本。信的后半截写著：

“我问我爹当年讲了什么，他说是塔楼那事。”

“我再问，他就把磁带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