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餐后，考察团参观了更多实验室，与不同团队交流。下午三点，按照日程，杨平需要与考察团进行闭门座谈。
座谈会在一个小型会议室举行。长条桌两侧，一边是诺贝尔委员会成员，一边是杨平和他的核心团队。
“杨教授，”卡尔森教授开门见山，“您的系统调节理论確实具有革命性潜力。但委员会中有些成员担心，它可能过於理论化，临床应用前景不明。您如何回应这种担忧？”
杨平示意宋子墨打开投影。屏幕上显示著一张世界地图，上面標註著数十个光点。
“这些是正在应用系统调节理念的临床中心。”杨平说，“有些在测试个性化的免疫调节方案，有些在开发基於系统思维的诊断工具，有些在探索代谢与神经疾病的关联。虽然大多数还处於早期阶段，但已经积累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案例。”
他展示了几份匿名病例报告：一位患有复杂自身免疫病的女性，通过多系统调节方案病情得到控制；一位传统治疗无效的抑鬱症患者，通过代谢和免疫调节改善了症状；甚至包括几个早期的癌症病例，系统调节作为辅助治疗显示出增强疗效、减轻副作用的潜力。
“这些不是大规模临床试验，不足以证明理论的普遍有效性。”杨平坦诚地说，“但它们是重要的概念验证，显示了新思维方向的可能性。科学进步往往从小规模的探索开始。”
萨拉博士提问：“您的理论强调『整体性』和『复杂性』，但这也带来了可重复性的挑战。每个患者都是独特的系统，如何確保治疗的可预测性？”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杨平点头，“我们的回答是：人体虽然具有个体性，但同时有共性，通过更精细的分层和更智能的预测模型。传统医学倾向於將患者分类为有限的几种类型，但系统思维要求我们承认多样性，同时寻找共性模式。”
他展示了一个正在开发的患者分层系统：基於多组学数据（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代谢组、微生物组）和临床表型，將患者划分为数百种亚型。每种亚型有特定的系统失衡模式，对应著不同的调节策略。
“这听起来工作量巨大。”李教授说。
“是的，所以我们需要人工智慧的帮助。”杨平切换画面，显示一个机器学习平台的界面，“我们正在训练模型，从海量数据中识別模式，预测干预效果。这不是要取代医生的判断，而是提供更强大的决策支持。”
座谈持续了两个小时。委员会成员的问题一个接一个，从理论基础到临床实践，从技术挑战到伦理考量。杨平和团队一一回应，不迴避困难，也不夸大成就。
最后，卡尔森教授说：“杨教授，我还有一个私人问题。您决定不去斯德哥尔摩领奖，这在诺奖歷史上很少见。能告诉我们真正的原因吗？”
会议室安静下来。所有目光都聚焦在杨平身上。
杨平思考片刻，缓缓开口：“这不是对诺贝尔奖的不尊重，恰恰相反，是因为我太尊重它所代表的精神，对科学探索的认可。而这种探索，在我理解中，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临床一线，发生在与团队和患者的日常互动中。”
他看著窗外的研究所庭院，几个年轻研究员正边走边討论，手势激动。
“如果我去斯德哥尔摩，我会站在聚光灯下，发表演讲，接受祝贺。这当然是一种荣耀。但与此同时，这里的会议会缺少我的参与，乐乐的治疗方案设计会延迟，年轻研究员的问题得不到及时解答。对我来说，诺贝尔奖最大的价值，是它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科学探索。而我自己最好的贡献，就是继续探索本身。”
卡尔森教授沉默良久，然后站起身，向杨平伸出手：“谢谢您的坦诚。今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更是一种科学精神的真实体现。”
考察团离开后，研究所恢復了平静。但变化已经在无形中发生。
楚晓晓找到杨平：“教授，今天和委员会专家交流后，我有了新的想法。关於那个菌株代谢物的研究，或许我们可以探索它在调节自身免疫中的应用，而不仅仅是增强疫苗。”
“说来听听。”杨平鼓励道。
“如果我们能精確控制这种代谢物的浓度和作用时间，也许可以『训练』免疫系统，让它对自身抗原不那么敏感。这比全面抑制免疫系统可能更安全有效。”
杨平眼睛一亮：“很好的思路。写个初步方案，下周討论。”
“是！”楚晓晓兴奋地离开。
另一边，乐乐的父母打来电话。孩子今天状態不错。
傍晚，杨平完成了一天的工作，正准备回家，唐顺和宋子墨来找他。
“教授，委员会给了我们一些反馈。”唐顺说，“他们对我们团队的合作氛围印象深刻。卡尔森教授特別提到，在太多地方，他看到的是个人英雄主义的研究，但这里，他看到的是真正的科学共同体。”
“另外，”宋子墨补充，“他们理解了您不去领奖的决定。卡尔森教授说，他们会尊重您的选择，並確保颁奖典礼上传达这种精神。”
“谢谢你们。”杨平说，“准备去斯德哥尔摩的事，就拜託你们了。记住，代表的是整个团队，是所有支持我们的人。”
“我们会准备好的。”唐顺认真地说。
回家的路上，杨平想起卡尔森教授告別时说的话：“杨教授，科学史会记住两种人：一种是做出了伟大发现的个人，另一种是开创了新研究模式、培养了新一代科学家的导师。您两者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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