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正德皇帝接过太监递来的热巾擦了擦手,“他说的倒是有些新鲜。”

“新鲜是新鲜,”江彬笑了一下,“不过万岁,末將斗胆说一句——这范进打仗要先算帐,这固然是个思路,但实际上,若是时时处处都要算得那么精细,那用兵就只能束手束脚了。万岁眼下最要紧的,是要抓住兵权。不真打一两仗,万岁手里的兵就还是纸面上的兵。范进说的那些,末將不是不赞同,只是怕万岁听进去了,就不敢动了。”

正德皇帝擦了擦手,隨手把热巾丟在铜盆里,斜过眼来看了江彬一眼。他嘴角似笑非笑:“江彬,你觉得朕,会因为听了一个六品主事的几句话,就不敢动了?”

“万岁自然是不会被任何人几句话就嚇住的。末將只是觉得——这些文官,说到底都是一个心思。他们不想让万岁动刀兵,便变著法子来劝。以前的老生常谈是『修德怀远』,万岁听腻了;如今这范进换了个说法,叫『用兵必须能得利』。听著是新话,骨子里还是老意思——劝万岁別打。”

正德皇帝懒洋洋地靠在椅背上,望著窗外院子里那棵被秋风吹得簌簌作响的梧桐树,过了片刻才开口道:“江彬,你说他跟你不一样,朕知道。不过他说的话里有些东西,朕確实没听过。他不是只会讲大道理——他能在兵部观政半年,就说出长城以外种不了地这种话,说明他是认真琢磨过的。这样的人,朕让他先在工部待著,未必就不能练出来。”

江彬听出了皇帝话里的意思。陛下没有採纳他的暗示,但也並没有驳他的面子。他立刻换了一副笑脸,举起茶杯道:“万岁圣明。万岁看人,自然是比末將准的。”

正德皇帝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忽然转头对旁边的张永道:“范进这次来的匆忙,朕看他身上那件官服还是旧的,也不知道在工部习不习惯。赶明儿让人给他送两匹料子去。”张永应了一声。江彬在旁边听了,脸上的笑容纹丝未动,心里却暗暗记下了这句话。

两匹料子不是什么大事,但万岁主动想起要给一个六品主事送料子,这件事本身就说明,这个范靖在万岁心里的分量,比他江彬最初估计的要重一点。

范靖並不知道豹房里发生的这一切。他只知道第二天便有司礼监的人送了两匹松江细布到虞衡司衙门,说是万岁赏的。虞衡司的同僚们一个个眼睛都直了——一个六品主事,才到任十来天,万岁就又是召见又是赏赐,这在本朝简直闻所未闻。郎中大人亲自过来拍了拍范靖的肩膀,笑眯眯地问他缺不缺人手、需不需要腾一间宽敞些的籤押房。范靖哭笑不得,只好一一谢过。

日子就这么波澜不惊地过到了秋天。

这几个月里,正德皇帝没有再召见他,朝堂上也没有再传出什么关於他的议论。杨廷和那句“广州子,作商贾之语”的评价虽然辗转传到了范靖耳朵里,但范靖只是一笑了之。杨廷和说“作商贾之语”,这话放在大明朝的评价体系里当然不是好话——士农工商,商在最末,商人逐利,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这话几乎就是在说他是个“小人”了。

但范靖倒是觉得,杨廷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看出了他的底细,只不过杨廷和不知道的是,范靖的“商人出身”根本就不是大明朝的商人,而是几百年后金融公司的打工人。至於耻言利——他倒是觉得耻於言利反而是如今学术的一大问题,且不说在国家政策上,不讲投入產出的战略,都是耍流氓。在整个社会上,“耻言利”,其实都不过是培养出了一批偽君子。

他对朝堂上的事情本来也没有什么野心,正德皇帝许他隨时上书,他便认真地把这件事当回事,每天在虞衡司的衙门里翻图纸、看档案,遇到和边关军器、粮草转运相关的內容便记下来,想攒到足够多了,再动笔写一份像样的条陈。除此之外,他便继续埋头修订他的《数学》和《力学》。

京师的条件比滁州好得多,虞衡司衙门里就有不少关於冶金、铸造、水利的资料,工部的同僚中有不少人对他的学问很好奇,偶尔也会有人跑来向他请教一些光学和力学的问题。范靖来者不拒,能答的就答,答不了的便摊开纸笔当场演算,倒也渐渐地有了些“工部有个格物先生”的名声。

八月初九,秋风乍起,京师城外的树叶开始泛了黄边。范靖散衙回来,正要推门进院子,忽然听见里面传来一阵熟悉的说话声。

他愣了一下,推门进去,只见院子里停著两辆骡车,车上堆满了箱笼包袱,胡氏正站在院子中间,手里牵著范继学,一看见他便红著眼睛喊了一声:“老爷!”接著便哇地一声哭了出来。范继学站在母亲旁边,仰著头看了看范靖,又看了看哭得稀里哗啦的母亲,忽然脆生生地叫了一声:“父亲!”然后便又低下了头。毕竟他和范靖其实不熟的。

范靖蹲下身子,一只手搂著那孩子,一只手扶住胡氏,轻声道:“来了就好。路上辛苦了,进屋里去。”胡氏拿袖子擦了擦眼泪,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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