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军把笔记本合上,塞进口袋。

凌晨一点二十分。

张建军在六號车厢后部的过道里走著。

这趟车的六號车厢换了一批旅客,面孔跟上趟完全不同。第十五排坐著一个戴棉帽的老头,第十四排坐著两个打牌打到睡著的年轻工人。

鸭舌帽不在。深蓝夹克也不在。

但张建军知道,不在不代表没有人在。

他在六號和七號车厢的连接处站了三秒。

弹簧合页门关得不严,缝隙里灌进来冷风和铁轨的咣当声。连接处的灯泡是二十瓦的白炽灯,灯丝髮黄,照出来的光连地面上的铁板纹路都看不清。

他的耳朵在听。

背景音:车轮碾铁轨的节奏声、远处车厢里的鼾声、通风口的低鸣。

没有杂音。

没有那种“沙沙沙”的连续摩擦声。

今晚没有。

张建军从连接处退回七號车厢,继续完成巡查。

但他的腰带上多了一样东西。

一根棉线。

白色的缝衣线,从刘桂兰塞在帆布包里的针线包上扯下来的,大约三十厘米长。他在经过六號车厢第十五排的时候,弯腰“系了一下鞋带”,同时把棉线的一端绕在座椅铁脚的螺丝钉上,另一端垂在地面上,被座椅底部的阴影遮住了。

棉线的顏色跟座椅铁脚表面的锈白色的漆几乎一样。

不蹲下来看,不会有人注意到。

但如果有人在这个位置蹲下来翻找什么东西,比如翻找一个折成三角形的烟盒,棉线会被碰动,位置会发生变化。

凌晨三点四十分。

张建军第二次经过第十五排。

棉线的位置没有变。

今晚確实没有人来过这个位置。

他直起身,继续走。

天亮了。

列车过了长沙,窗外的景色从丘陵过渡到了平原。水田里的稻茬秋收后留著半截,黄褐色的一片,远处有村庄的白墙青瓦在晨雾里若隱若现。

七號车厢中段,一个女人在哭。

不是嚎,是那种声音压在嗓子眼里、肩膀一抽一抽的哭法。

张建军走到第五排。

女人坐在靠窗的位置上,三十五六岁,黑色棉袄,头髮用一根橡皮筋扎成马尾,手里抓著一个布袋子。

布袋子是用碎花布缝的,袋口有一条抽绳。抽绳是松的。袋子里面空空的。

旁边坐著一个跟她差不多年纪的女人,一边拍她的背一边说:“再翻翻包里,是不是放別的地方了?”

“不可能。我就放在这里面的。一百三十块。一分都没动过。”

她的声音碎成一节一节的,从牙缝里往外挤。

张建军在她面前站定。

“什么时候发现的?”

女人抬起头,看到他制服上的肩章,眼泪流得更凶了。

“刚才。天亮了我要拿钱买盒饭,一摸里面空了。我昨晚十一点多还看过的,那时候还在。”

“在哪个位置放的?”

“这里。”她把布袋子举起来,指了指袋底。“我把钱折成一叠,用手绢包著,塞在最底下。袋口用抽绳扎紧了,整个袋子抱在怀里睡的。”

抱在怀里。抽绳扎紧。手绢包著。

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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