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军没解释。

他在连接处被三面围堵的时候,余光扫到过一个细节,第一节车厢第九排靠窗的座椅靠背上,掛著一件灰色的夹克。

那件夹克看起来像是隨手搭上去的,但领口朝外,左翻领上別著一枚极小的金属扣子。

那不是普通的纽扣。

那种金属扣子的表面有一层磨砂处理,边缘做了倒角,中间没有穿线的孔,而是一个凸起的小圆点。

1985年的技术水平,不可能有微型摄像头,但固定式的广角反光观察镜已经在公安系统里小范围试用了。

孙长河在车厢里安排了观察点。

从头到尾,马超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人在看。

不是张建军的猜测,是他確定的事实。

孙长河这个人,不像是会让考核出现盲区的人。

所以他才敢在连接处玩那一出。知道有人在看,就意味著他不需要自己去揭穿马超。有人会替他做这件事,而且做得比他更彻底。

让考核组亲眼看到,是定罪。

两者的分量,天差地別。

午饭吃完,所有新人被通知两点整到操场集合,等待最终成绩公布。

张建军回宿舍眯了二十分钟。

前世的教训之一,能控制的事情抓紧干,控制不了的事情別去想。

工地上的活干完了,工钱能不能拿到,不是你干得好不好的问题,是包工头良心有没有的问题。

你把自己的活干到无可挑剔,剩下的,交给老天爷。

两点差十分,张建军从宿舍出来。

操场上已经站满了人。

三十七个新人,原本四十个,试训期间走了三个,一个体检不过关,一个家里出事主动退出,一个体能训练时伤了膝盖,整整齐齐站成四排,面朝操场北侧的临时主席台。

主席台不大,两张办公桌拼在一起,上面铺了一块红布,红布的边角被风吹得一翘一翘的。

桌上放著一个搪瓷茶缸,一个话筒,一叠纸。

台上站著三个人。

孙长河在最左边,双手背在身后,下巴微微抬著,目光扫过台下每一张脸,表情冷硬如铁。

中间是一个五十出头的男人,身材挺拔,两鬢霜白,铁路警服穿得一丝不苟,肩章上的標誌在阳光下闪著钝光。

周德明。

张建军不认识这个人,但他认识那枚肩章。

临淮铁路公安处副处长。

前世,他见过太多这种级別的领导。

每一个都是笑面虎,面上和蔼,手里的刀子比谁都利。

能在八十年代的铁路公安系统里坐到副处长的位置,这个人要么有过硬的业务能力,要么有过硬的关係,要么两样都有。

周德明右边站著的是刘志刚。

刘志刚手里捧著一个牛皮纸信封,表情比平时严肃得多,嘴唇抿成一条线。

操场上安静得能听见风吹过煤渣跑道时捲起的细碎沙响。

张建军站在第二排靠左的位置,目光平平地落在主席台上,呼吸匀称,脊背挺直。

赵大勇站在他旁边,喉结上下滚动,大气不敢出。

周德明端起搪瓷杯,喝了口水,拿起话筒。

话筒是接在一个铁皮喇叭上的那种老式扩音设备,声音出来带著电流的嗡嗡声,但在空旷的操场上传得很远。

“同志们。”

每个字的咬合都很重,像一枚一枚钉子敲进木板。

“三个月的试训,到今天,结束了。”

操场上没人动。连呼吸都变轻了。

“在公布成绩之前,我要先说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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