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手指敲著报告：“就拿你分析自己的《锦灰》来说，你把陈景云这个民族资本家內心的挣扎美化为人性的坚守”，却刻意淡化了他作为剥削者的本质。
请问，他的人性”和工厂里被他剥削的工人的人性”，能是一回事吗？
脱离了阶级立场谈人性”，是不是一种对歷史的背叛？”
这个问题一出，室內温度仿佛都降了几度。
这已经不是学术探討，而是再次上纲上线的到了思想批判的程度。
陆泽却不慌不忙，对著钱教授微微欠身：“谢谢钱教授的提问。
我想，承认人性的复杂，並不等於抹杀阶级属性。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要用歷史的、辩证的眼光看问题，而不是用僵化的、
教条的標籤去定义一切。”
“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时曾说，他从这位政治上的正统派保皇党人的作品里，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歷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为什么？因为巴尔扎克忠实地描绘了现实，即便那违背他自己的阶级同情。
我的论文和创作，追求的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
他话锋一转，直面钱教授的问题：“陈景云当然是资本家，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具体的、活在特定歷史环境下的人”。
去探究他內心的矛盾，这其中既有剥削性，又有在面对外敌时的民族气节。
这恰恰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那个时代的复杂性和那个阶层的多样性。
如果我们把文学人物都简化成阶级符號，那文学就成了政治宣传画，也就失去了认识世界、认识人的独特价值。”
陆泽的话掷地有声，钱教授一时语塞，但又打心里得觉得不赞同，脸色涨得有些发红。
这时，社会学的孙教授立刻跟上，他扶了扶眼镜，冷冷地开口：“陆泽同志，你很会偷换概念。
没人说文学创作要简化人物。
真正的问题是，你的创作和论文，导向是什么？
文学的社会责任，难道就是散播这种灰色的、消极的情绪吗？”
会议室里，几位年轻老师的再次埋头，场面一如当初开题的时候。
陆泽的眼神却变得前所未有的锐利，他提高了声调：“孙教授，我认为，文学最大的社会责任，恰恰是真实”！
鲁迅先生当年写《阿q正传》，写出了国民的劣根性，他是散播消极情绪吗？
不，他是像一个伟大的医生一样，把我们民族的病灶血淋淋地揭示出来，为的是引起疗救的注意！”
“《春分》写改革的阵痛，不是否定改革的伟大。
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们相信改革是光明的，才更应该有勇气去直面它在进程中必然会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代价。
歌颂光明，谁都会。但敢於正视並书写光明下的阴影，才是一个写作者的良知和担当！
如果我们的文学只允许唱讚歌，不允许有反思，那它和粉饰太平的文过饰非”又有什么区別？
这样的文学，人民会相信吗？”
这番话鏗鏘有力，振聋发聵。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孙教授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很难从道德高地上反驳陆泽。
眼看气氛僵持不下，郭绍虞主任適时地清了清嗓子：“好了，学术討论嘛，有不同意见很正常。
我看，爭论得很充分，说明陆泽同学的论文確实触及了真问题。”
他转向其他人，“各位老师，还有没有问题？”
短暂的沉默后，一直闭目养神的朱东润先生，缓缓睁开了眼睛。
他没有看向任何人，只是慢悠悠地说：“文学嘛，自古以来就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的功用，也有刺上讥下，发扬讽喻”的传统。只讲一面，就偏了。”
然后，他才將目光转向陆泽，眼神里带著一丝讚许：“这篇论文，有论有据，有理有节。答辩嘛，就是要答”，要辩”。你答得不错，也辩得清楚。”
他停顿了一下，最终一锤定音：“都没有问题的话。陆泽你先出去等著，我们几个就投票定等吧。后面还有好几个等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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