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馆发现1943年战地记录后的第三天，白衫善请了一整天假。
他需要消化那些信息。需要面对一个確定无疑的事实：他真的活过、死过、又被时间送回了起点。而所有与他相关的人，都已经消失在歷史的尘埃里。
上午九点，他坐在南京医科大学图书馆的特藏阅览室，面前摊开著从档案馆借出的复印件。窗外阴天，灰白的光线透过百叶窗，在桌面上投下一道道平行的阴影。
他决定做一件事：把夜三贵找出来。
那个1944年才十三岁的少年，那个在他牺牲前握著他的手说“白爸爸，我会当最好的医生”的孩子，那个被他亲手託付给冰可露的遗孤。他后来怎么样了？
白衫善打开图书馆的校友资料库，输入“夜三贵”。
系统显示：夜三贵，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1947级校友，195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南京医科大学外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惠民医院名誉院长。2005年逝世，享年77岁。
白衫善盯著屏幕上的“2005”四个数字，很久没有动作。
2005年。那是十八年前。
夜三贵走的时候，77岁。他活了很久，比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大多数人都久。他看到了和平，看到了新中国的成立，看到了改革开放，看到了医学的飞速发展。
但他也等了一生。等一个“白医生后人”，等一个永远不可能等到的答案。
白衫善继续翻看资料库里的资料。夜三贵的履歷非常完整——这是他意料之中的，毕竟他的导师就是夜三贵关门弟子名单上的第一位。
1947年考入中央大学医学院。1951年以全优成绩毕业，进入惠民医院工作，师从冰可露教授。1956年晋升主治医师。1963年晋升副主任医师。1978年晋升教授。1983年担任惠民医院院长。1990年兼任南京医科大学外科学教研室主任。2000年退休。2005年因肺癌逝世。
荣誉栏里写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中华医学会资深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学术成果栏里列著：主编《战地医学实践》《创伤外科学》《野战医院管理》等教材12部，发表论文87篇，培养博士研究生23人、硕士研究生41人。
白衫善一条条读下去，指尖发凉。
他“知道”夜三贵会成为好医生——他曾经这样相信，也这样祝福过。但当这份期待真正变成歷史记录，当那个孩子的名字与这么多成就並列，他感受到的却不是骄傲，而是无法言说的悲伤。
因为他知道，这成就的背后，是一个孤儿用一生完成的诺言。
他想起1944年的青龙峪，夜三贵握著那把柳叶刀，小脸严肃地说：“我会成为最好的医生，像白爸爸一样。”
他做到了。
用一生，做到了。
白衫善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那些被尘封的记忆再次涌出，不是碎片，而是完整的画面——
1943年冬天，夜三贵第一次来到战地医院。他穿著不合身的旧棉袄，脚上的布鞋破了一个洞，大脚趾露在外面。他的父母刚刚死於日军轰炸，他一个人在废墟里扒了两天两夜，扒出了父母的尸体，然后用一床破草蓆捲起来，埋在了山坡上。
冰可露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却还在医院门口帮忙搬运伤员。
“你叫什么名字？”冰可露问他。
“夜三贵。”孩子怯生生地回答，“我爹说，夜里生的，又是第三个儿子，就叫三贵。”
“多大了？”
“十一……不，十二了。”孩子挺了挺胸膛。
冰可露回头看了白衫善一眼。白衫善知道她想说什么。
“留下吧。”他说，“医院需要人手。”
从那一天起，夜三贵就成了战地医院最小的志愿者。他什么活都干：洗绷带，烧开水，搬运药品，给伤员餵饭，甚至学会了换药和简单的包扎。
白衫善原本没有打算教他医学。这孩子太苦了，应该读书，应该离开战爭，应该有正常人的生活。但夜三贵不愿意走。
“白爸爸，”他认真地说，“我不想打仗，我想学医。学会了，能救像爹娘那样的人。”
白衫善沉默了。然后他说：“好，我教你。但你得先从认字开始。”
他撕下自己笔记本的空白页，用铅笔工工整整地写了十个字：人、手、足、刀、尺、山、水、田、马、牛。
“这是最常用的字，你每天认五个，写一百遍。”
夜三贵如获至宝，把那页纸贴身收好，每天晚上就著油灯的光，在废弃的病歷纸背面一笔一划地练字。
半个月后，他认齐了那十个字。白衫善又写了十个。再半个月，又是十个。
三个月后，夜三贵已经能磕磕绊绊地读简单的病歷了。
“这孩子有天赋。”冰可露说，“记忆力好，手也稳。”
“还太早。”白衫善说。他不想让夜三贵过早接触手术——那意味著过早面对生死，过早背负责任。
但夜三贵自己学了。
有一次，白衫善处理完一台截肢手术，去清洗器械，发现夜三贵蹲在水盆边，拿著他废弃的手术刀片，在一块猪皮上练习切口。切口很浅，但方向正確，深度均匀。
“谁教你的？”
“没人教。”夜三贵抬起头，“我看你做。您说，切口要顺著皮纹，深浅要一致，手要稳，心要静。”
白衫善看著那块布满细密切口的猪皮，沉默了很久。
“明天开始，”他说，“你跟我进手术室，在旁边看。但不许说话，不许乱动。”
夜三贵用力点头，眼睛亮得像星星。
那是1944年的春天。距离白衫善“牺牲”，还有八个月。
——记忆在此处断裂。
白衫善睁开眼，发现自己的手紧紧攥著那叠列印纸，指节发白。
他深吸一口气，继续在资料库里搜索。这次他输入的是“夜三贵追忆”“夜三贵纪念”“夜三贵遗著”。
搜索结果里有十几篇文章，都是夜三贵的学生和同事写的纪念文字。他逐一打开，快速瀏览。
其中一篇是2005年12月发表在《中华外科杂誌》上的纪念文章，作者署名陈汉生——白衫善认识这个人，是普外科的老主任，已经退休多年。
文章里写道：
“夜三贵教授是我的恩师。1985年我考入他的博士研究生，跟隨他学习六年，亲歷他治学之严谨、待人之宽厚、医术之精湛。先生常说：『外科医生的手，不是用来拿刀的，是用来救命的。』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先生一生简朴，终身未娶。有人问及缘由，他总是笑而不答。但我知道，先生心里始终装著一个人——他称之为『白爸爸』的战地医生。先生说，那位白医生教会他行医，教会他做人，教会他如何在最黑暗的时刻依然相信光明。
先生晚年最大的心愿，是找到白医生的后人。他曾多次托人去白医生牺牲地寻找，也曾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但始终没有结果。2004年，先生確诊肺癌，自知时日无多，將毕生收藏的医学书籍和手稿全部捐赠给母校，並在遗嘱中特別註明：將白医生当年使用过的一把手术刀，作为珍贵遗物永久保存。
2005年3月17日，先生病逝於南京。弥留之际，他握著我的手说：『白爸爸……没有后人……那把刀……替我……交给他……』
我不明白先生的意思。白医生没有后人，那把刀该交给谁？这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嘱託。
如今先生已去十八载，我亦垂垂老矣。每当夜深人静，想起先生临终的眼神，总是难以释怀。先生等了一生，终究没有等到他想等的人。
今夜无眠，写下这些文字，遥祭恩师。”
白衫善读完最后一个字，眼泪无声地滑落。
他想起2015年，夜三贵临终前的那个夜晚。
那时他还是医学院的研究生，作为导师的关门弟子，被叫到病床前。夜三贵已经说不出话，只是握著他的手，用力地、颤抖地握著，眼神里有太多他当时读不懂的东西。
“老师，”他那时说，“您放心，我会好好当医生的。”
夜三贵看著他，嘴唇翕动，像是有千言万语要说。最后，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把一样东西塞进白衫善手里。
那是一把手术刀。刀柄上刻著一个模糊的“白”字。
“这把刀……要好好用……”夜三贵的喉咙里滚出破碎的音节，“她等了一生……你要继续……”
然后，他的手鬆开了。
那时白衫善以为导师说的是师母，是某个他不知道的故事。他把刀收好，以为那只是一份普通的遗物纪念。
他从来没有想过——
“她”是冰可露。
“他”是白医生。
而他自己，就是那个白医生。
跨越七十年，穿越两世生死，一把刀从他的手，传到冰可露的手，传到夜三贵的手，又传回他的手里。
他却没有认出它。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