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9章 两个赔偿方案

贾张氏在旁边，一会儿说“要钱！拿现钱踏实！”，一会儿又哭“我儿没了，工作也没了，以后靠什么活啊……”

完全没了方寸。

易中海、刘海中、阎埠贵，还有院里几个年长的妇女，都围在一旁，七嘴八舌地出主意。

有说拿钱好，现在日子紧，有钱能买粮；有说还是顶替工作好，细水长流，有个铁饭碗；有说孩子小，秦淮茹去上班，棒梗谁带？

王建国没有参与这些討论。

他坐在自家屋里，窗户开著，能清晰地听到中院的爭论。

他呷了一口茶，心里明镜似的。

厂里给出这两个方案，看似给了选择，实则算计得很清楚。

方案一，一次性买断，乾净利落，厂里后续麻烦少，但贾家坐吃山空，在那点抚恤金用完后，必然陷入更大的困境，到时候还是街道和国家的负担。

方案二，看似更负责任，保留了“工人阶级”身份，但让一个没什么文化、带著幼子的年轻寡妇顶替二级钳工岗位，本身就是个形式，厂里肯定会安排到最无关紧要、也最没前途的辅助岗位，比如仓库保管、后勤杂工之类，工资待遇恐怕也要打折扣。

所谓“保留二级工身份”，更多是个名头和计算抚恤的基数。

但好处是，有了正式工作，就有了粮本、副食本和各种票证，有了每月固定的收入，虽然微薄，却能持续。

而且，有了“工人”身份，在街道、在院里，腰杆也能稍微硬一点，不容易被彻底看低。

他料定，秦淮茹最终会选择方案二。

这个女人外表柔弱，骨子里却有股韧劲，而且不傻。

她明白，坐吃山空不是办法，贾张氏不是能撑起家的人，棒梗还小，未来的日子漫长。

一份正式工作，哪怕再边缘，也是一层最基本的保障。

至於孩子，可以想办法，比如让婆婆白天看著，或者等到年龄送託儿所、幼儿园。

果然，经过几天的犹豫、商量，主要是易中海在帮忙分析利弊，秦淮茹最终红著眼圈，在街道干部和工会代表的见证下，选择了方案二：顶替进厂，保留贾东旭二级工身份，接受厂里安排的工作岗位，同时领取子女抚养费。

她没有立刻要求上岗，而是低声提出，孩子棒梗还太小，离不开人，她想等今年九月份，棒梗满了年龄，能送去上红星小学的学前班（当时小学大多附设学前班）后，再去厂里报到。

厂里和街道商量了一下，考虑到实际情况，同意了，只是这期间的抚养费会相应减少一些。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贾家的悲剧，以一种符合体制规则的方式，被纳入了处理的轨道。

赔偿方案確定后，院里关於贾家的议论焦点，也从最初的悲伤同情，迅速转向了对秦淮茹未来工作的猜测。

“能分到啥好活儿？”“二级工的名头，怕是干一级工的活儿都勉强”

以及对那笔一次性补助和未来每月抚养费、工资的估算上。

阎埠贵又开始掰著手指头，跟家里人算贾家未来的收支，慨嘆“寡妇失业，拉扯孩子不易”。

贾张氏似乎也缓过一点劲，不再终日哭泣，但变得沉默而阴鬱，看人的眼神总带著一股怨气，对秦淮茹也少了往日的客气，多了些理所当然的支使。

王建国冷眼看著这些变化，心里无波无澜。

贾东旭死了，他的家庭迅速滑向城市贫民的边缘，这是那个时代许多类似悲剧的標准脚本。

他只是这个脚本的旁观者，一个早就知道结局的、冷漠的读者。

时间继续向前滑。

春深了，柳絮开始飘飞，恼人得很。

王建国的三个孩子，新民、新平、新蕊，也到了该上小学的年纪。按理说，以王建国副司长的级別和部委干部的身份，他的孩子完全有资格进入条件更好、学生家庭背景更单纯的部委直属干部子弟小学。

那种学校，师资力量强，设施好，同学父母多是机关干部，环境相对单纯。

李秀芝私下里提过几次：“新民他们该上学了。部里附小是不是更好点？听说教得深，条件也好。”

她是典型的母亲心思，总想给孩子儘可能好的。

王建国却没有答应。

他考虑得更深，也更冷。

部委干部子弟小学，条件是好，但也无形中给孩子贴上了“干部子女”的標籤。

在那个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日益被强调、人际关係日趋复杂的年代，过早地进入一个相对封闭、同质化的“干部子弟”小圈子，未必是好事。

一方面，容易滋生特殊化思想，脱离普通群眾的生活实际；另一方面，也容易成为被关注甚至被针对的焦点。

学校里孩子们之间的攀比，背后可能是家长之间微妙的角力；老师对“领导孩子”的额外关照或严格要求，都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更重要的是，王建国自己身处技术管理岗位，看似稳定，实则身处“红”与“专”的夹缝，又因坚持技术原则得罪过人，谁知道未来的政治风浪会怎么刮？

让孩子在相对普通、混杂的环境里长大，接触真实的社会层面，学会和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相处，或许是一种更安全、也更扎实的成长路径。

万一將来自己有什么变故，孩子也不至於因为从“贵族学校”跌落而產生巨大的心理落差，或是因为曾经的“圈子”而受到牵连。

他把这些想法，用李秀芝能理解的方式，简单跟她说了说：“部里附小是好，但孩子都差不多背景，容易养成毛病。红星小学就在咱这片儿，都是附近工人、职员家的孩子，实在。新民他们从小在院里长大，跟光天、解成他们也熟，一起去上学，有个伴儿，也接地气。现在这形势，稳稳噹噹地最好。”

李秀芝虽然有些遗憾，但她是明白人，知道丈夫考虑得周全，而且丈夫在“外面”的事情上，一向比她看得远、想得深。

她想了想，也觉得有道理，便不再坚持，只是说：“那也得提前去看看学校，打个招呼吧？毕竟是你……”

“不用特意打招呼。”

王建国打断她，“按片区划分，咱们户口就在这儿，上红星小学正合適。我去街道开个证明就行。別搞特殊。”

於是，在1960年的初夏，王建国去街道办开了居住证明，带著三个孩子，去红星小学报了名。

报名很顺利，接待的老师看了户口本和证明，知道是后院王处长家的孩子，態度客气，但也没多问什么。

只是看到三个一般大的孩子一起来报名，笑著说了句“哟，三胞胎啊，真齐整！”

九月份开学的时候，王新民、王新平、王新蕊，背著李秀芝用旧布精心缝製的新书包，里面装著崭新的铁皮铅笔盒、木头铅笔和田字格本，和院里其他適龄孩子——刘海中的二儿子、阎埠贵的儿子，以及另外几家的孩子——一起，蹦蹦跳跳地走进了红星小学的校门。

秦淮茹也牵著已经满了年龄、穿著改小的旧衣服、眼神怯生生的棒梗，来到了学校，办理了学前班的入学手续。

王建国和李秀芝站在校门口不远处的胡同口，看著孩子们小小的身影消失在掛著“红星小学”牌子的门洞里。

李秀芝眼圈有些红，是欣慰，也是不舍。王建国则神色平静，目光深远。

他知道，对於孩子们来说，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

他们將在这个普通的、混杂的、充满时代印记的校园里，学习知识，认识世界，也无可避免地沾染上这个时代的色彩与尘埃。

而他所能做的，就是儘可能为他们提供一个相对稳定、朴实的后方，並在必要的时候，用自己那点有限的、来自另一段人生的“先知”，为他们规避一些可以预见的风险。

至於更大的风浪，那是谁都难以预测和抵挡的。

他唯一能確定的，就是让自己的根，扎在更普通、更坚实的土壤里。

这所普通的红星小学，就是这种选择的一部分。

秋风起了，吹落了第一批梧桐叶。

四合院的日子，在失去了一个贾东旭之后，继续著它琐碎、坚韧、时而温情时而算计的日常。

新的故事，在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和工厂永不停歇的轰鸣声中，悄然埋下了种子。

王建国转身，和李秀芝並肩往回走，身影渐渐融入胡同深处那片熟悉的、斑驳的光影里。

……

秋日的阳光透过稀疏的梧桐枝叶，在红星小学略显陈旧的灰色砖墙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下课铃响过不久，孩子们像出笼的鸟儿般涌出校门，嘰嘰喳喳的声音瞬间充满了校门前那条窄窄的胡同。

王建国因为今天部里散会早，特意绕了点路，踱步到学校附近，准备接孩子们一起回家。

他没靠得太近，只是站在胡同口对面的那棵老槐树下，背著手，目光平静地扫过那群逐渐散开的小小身影。

很快，他看到了自家的三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