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9章 两个赔偿方案

事故发生后第二天，轧钢厂的事故调查组就进驻了，阵势不小。

来了几个穿著深色中山装、面色严肃的干部，还有厂里安全科和技术科的人，加上工会的代表。

他们在院里进进出出，找易中海，作为师傅和院里管事大爷了解情况，找当时同在车间、侥倖只受了轻伤的工友问话，也进了贾家，对著一夜之间仿佛老了十岁、眼神空洞的贾张氏，以及抱著棒梗、面色苍白、只是默默流泪的秦淮茹，进行“安抚”和“情况核实”。

问话通常在易中海家或刘海中家进行，低沉的交谈声透过门缝传出来，偶尔夹杂著干部提高音调的询问或记录员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邻居们或远远围观，或屏息路过，整个院子笼罩在一种混合著同情、好奇与隱隱不安的肃穆里。

王建国大多时候待在自己屋里，看文件，写东西，或者指点一下孩子们的功课。

只有当调查组的人出於礼貌，过来简单打个照面，询问是否了解贾东旭平日为人或工作表现时，他才出来，客气而简短地回应几句：

“不太了解具体工作。院里邻居，普通交往。人挺要强。”

语气平淡，內容客观，挑不出错，但也毫无温度。

调查组的人似乎也无意深究，记录两句便告辞。

正式的丧事很快就张罗起来。

这年月，提倡“移风易俗，丧事简办”，但几千年的习俗和人情世故，尤其在四合院这种熟人社会里，自有其顽固的韧性。

厂里工会出面协助，街道也打了招呼，白事便在不“大操大办”的框架下，儘可能有了“规矩”。

灵棚就搭在中院贾家窗户对面的空地上，用厂里借来的旧帆布和几根竹竿搭成，简陋，但意思到了。

正中掛上贾东旭一张放大的一寸工作照——蓝工装，抿著嘴，眼神有些刻意地严肃，是评上二级工后特意去照的。

照片旁边还有一张他跟秦淮如去照相馆照的，当时为了跟王建国攀比，此刻正式讽刺急了。

那张灵堂照片四周镶了黑边，前面摆著厂里送的一个小小的、写著“沉痛悼念贾东旭同志”的花圈，白纸黄花，略显单薄。

易中海出面，以“师傅和院里大伙儿”的名义，也凑钱做了一个稍大点的花圈。

灵棚里点了长明灯，一个小煤油灯，火光如豆，在早春带著寒意的风里摇曳不定。

没有吹吹打打的响器，没有披麻戴孝，贾张氏和秦淮茹臂上戴了黑纱，棒梗太小，只在衣服上別了小块黑布，也没有繁复的祭奠仪式。

但弔唁的人却络绎不绝。

厂里的工友、班组代表、车间领导，一拨一拨地来，在灵棚前鞠躬，上香，三根廉价的卫生香，对家属说几句“节哀顺变”、“厂里不会不管”的套话。

四合院的邻居们更是几乎全员出动，每家至少派个代表，进去鞠个躬，嘆口气，放下一点微薄的“份子钱”——多是一块两块，甚至几毛，用白纸或旧信封包著，交给负责记帐的阎埠贵。

阎埠贵推著眼镜，在一本新买的、印著红格子的笔记本上，用工整的字体记下：前院韩家，一元；中院何家（傻柱），二元（他出了双份，说是“替雨水也给了”）；后院许家，一元五角……刘海中家给了两元，易中海作为师傅，给了五元，算是大头。

王建国也去了。

在一个工友较多的间隙，他走了进去。

灵棚里光线昏暗，煤油灯和香火的气味混合著帆布的霉味。

他对著贾东旭那张放大的、略显僵硬的遗像，微微鞠了一躬，动作標准，无可指摘。

然后走到旁边临时搭起的、铺著白布的桌子前。

秦淮茹穿著一身深蓝色的旧罩衫，臂戴黑纱，坐在一张凳子上，怀里抱著懵懂的棒梗，低著头，眼泪已经流干了似的，只是木然地看著地面。

贾张氏靠在里屋门框上，被两个街道来的妇女搀扶著，眼睛肿得像桃子，嘴里无意识地念叨著“我的儿啊……你怎么这么狠心……”

声音嘶哑，有气无力。

王建国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白色信封，里面是五元钱。

他放在阎埠贵面前的桌子上，对记帐的三大爷点了点头，又朝易中海和刘海中那边看了一眼，算是打过招呼。

整个过程，他脸上没有任何额外的表情，没有悲戚，没有沉重，平静得像完成一项例行公事。

他甚至没有多看秦淮茹和贾张氏一眼，放下钱，便转身走出了灵棚。

易中海看著他离开的背影，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化为一声几不可闻的嘆息。

刘海中则微微皱了皱眉，似乎觉得王建国这“礼”到了，但“情”未免太淡了些。

弔唁之后，便是“吃席”。

这大概是中国传统丧事中最具烟火气、也最微妙的一环。

悲伤是真的，但活著的人总要吃饭，尤其是这1960年的春天，粮食定量已经开始让人感到侷促的时候，一顿不用自家粮票的“豆腐饭”，对许多人来说，有著超越礼仪的实际吸引力。

席面就摆在院里。

借了各家的桌子板凳，拼拼凑凑，倒也摆了好几桌。

菜是厂里食堂帮忙操持的，极其简单：一大盆白菜燉豆腐，豆腐是特批的，一盆土豆熬粉条，一盆清汤寡水的萝卜汤，主食是掺了玉米面和高粱面的“金银卷”和稀粥。

没有肉，油也少得可怜。

酒更是没有，只有白开水。

然而，就是这样一桌清汤寡水的“席面”，开席之后，气氛却以一种奇异的速度转变著。

最初的沉默和压抑，很快被碗筷的碰撞声、低声的交谈声所取代。

人们小心翼翼地夹著菜，喝著粥，咀嚼得格外认真。

话题也从对死者的哀悼，渐渐转向了厂里的传闻、街头的物价、家里的琐事。

嘆息声依然有，但更多地被吞咽食物和压低的说话声盖过。

尤其是孩子们那几桌，虽然被大人叮嘱要“安静”，但终究耐不住，很快便响起了轻微的爭抢和嬉闹——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次难得的、可以放开肚皮吃別人家饭菜的机会，死亡的概念还很遥远。

王建国没有坐主桌，那是厂里干部、老师傅和贾家近亲的位置，他带著李秀芝和三个孩子，坐在靠边的一桌。

他安静地吃著，偶尔给身边的新民、新平夹一筷子豆腐或粉条，提醒新蕊慢点喝粥，別烫著。

他听著周围的谈话，看著人们脸上那迅速消退的悲戚和重新浮现的、对食物乃至对生活的专注，心里一片冰凉的清明。

这就是人性，或者说，这就是生活最真实的质地。巨大的悲伤可以击垮一个人、一个家庭，但对於旁观的大多数来说，它更像一场需要短暂驻足、表达同情然后继续前行的仪式。

而仪式中那顿实实在在的饭，往往比仪式本身，更能凝聚人心，也更能暴露人心。

他没有鄙夷，也没有感动，只是觉得这一切都符合逻辑，都在预料之中。

李秀芝吃得很慢，没什么胃口，时不时担忧地看一眼沉默的丈夫，又看看隔壁桌强打精神应付来客的秦淮茹，眼神复杂。

三个孩子倒是很听话，安静地吃著，只是眼睛不时好奇地瞟向灵棚和那些陌生的、来来往往的大人。

丧事过后，生活似乎又慢慢回到了原有的轨道，但贾家那个缺口，却真实地留在了那里，並且开始显现出它具体而残酷的形状。

厂里的事故调查很快有了初步结论，正如王建国所料：主要原因是设备（那台老式550轧机）长期超负荷运行，关键部件金属疲劳，检修记录不全，未能及时发现隱患；次要原因是现场安全防护存在漏洞，以及“当事人在临近交班时可能存在操作疏忽或急躁情绪”。

结论四平八稳，各方责任都有所涉及，但主要板子打在了“设备老化”和“本人疏忽”上。

厂里被通报批评，要求全面检修设备，加强安全教育。

相关车间主任和安全员被记过或警告。

至於贾东旭，定性为“因公死亡”，也就是工伤。

接下来便是赔偿和抚恤方案。

厂里工会和劳资科的人，在街道干部的陪同下，再次来到四合院，正式与贾家，主要是秦淮茹，贾张氏已经完全没了主意，只是哭。

提供了两个方案，由家属选择。

方案一：一次性支付抚恤金。

根据贾东旭的工资级別、工龄和对家庭的负担情况，计算出一笔钱，大约相当於他两三年的工资总和。一笔付清，以后厂里不再承担其他抚养责任。这笔钱在当时看来，不算少，能解燃眉之急。

方案二：由家属（限配偶）顶替进厂，保留贾东旭的二级工身份（但需经过一定时期的培训和考核，实际上会安排相对轻省的岗位），享受相应的工资待遇和劳保福利。

同时，厂里按月支付一定数额的子女抚养费，直到孩子成年。此外，一次性支付一笔数额小於方案一的丧葬补助费。

两个方案摆在面前，秦淮茹抱著棒梗，听著工会干部一条条的解释，脸色苍白，手指无意识地绞著衣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