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5章：爆炸

“该音档后被截取使用，原件移交未登记。”

“复製人：——”后头空了。

整段话到这儿为止，像被剪掉了。

雷坤坐在地上，点了根烟没抽，放在指缝里烧著。

屋外风吹得仓门咯吱响，墙角的草隨风摆动。

豆豆低声说：“爷，这事是不是快到头了？”

雷坤盯著那页纸，没回答。

片刻后他说：“没有『头』。”

“这不是个案，是链。”

“这事最早不是讲故事，是从埋人开始。”

“能埋一个，就能埋两个。能签一个名字，就能刪两份档。”

“不是快完了，是刚找出第二层。”

豆豆问：“那下一步？”

雷坤站起身，把所有材料按顺序装进密封袋，装箱。

“送院。”

“明天写墙。”

“写上这个地址。”

“让他们知道——火能烧档，烧不了地址。”

“这世上总有个角落，会留下真东西。”

那夜，他们拖著那箱资料回了四合院。

那夜回到四合院，谁都没睡。

墙下那口老水缸旁，多了一堆空纸箱，全是从五里坪仓库里拖出来的资料封皮。

豆豆趴在屋檐底下，摊开那本编號是“口述项目备用份”的厚册子，一页页翻，不说话，也没喝水。

雷坤在屋里站了一夜，来来回回把那张“范某”的照片贴了又撕，撕了又贴，最后乾脆扔进了铁柜里锁死。

第二天天还没亮，豆豆跑了趟档案局复印科，回来时手里拿著一份申请单和一封信，说是赵春生在遗书里提到过的“备用审批表”，在副楼的后管档案柜里翻出来的，署名不是范，而是另一个名字——刘兆春。

雷坤把这名字写在手心里盯了一上午，谁都没吭声。他没说查，也没说留，只一句话：“他是那批人里头的第二个。”

豆豆蹲墙角翻档，王大栓进了后屋，没一会儿又拎著两桶白漆出来，墙上的那张“范某档案照”下头多了三个字：“非一人”。

那天下午，小禾从老文化站搬回来几沓旧剪报，最底下一张发黄的新闻稿纸掉出来，摺痕处贴著半截名字，下面一行小字写著：“1987年口述初审项目组辅助听录员——刘兆春。”

王大栓坐在树下抽菸，听见这名字皱了下眉，说这人他查过，在档案系统里只出现过一次，还是在文化局一份会议签到册上，第二天就没了。再往后翻，名字全空，像是被从系统里手动擦掉的。

雷坤没应声，他让豆豆去调那年东南塔基扩建的会审记录，看谁曾在材料交接一栏签过“辅助”字样。豆豆用了整整三个小时，从第八页翻到第七十四页，最后在一张发票后面的批註栏里找到了一个写著“辅助材料移交，转录至备库三號”的小箭头，落款“刘某”。

雷坤把那张纸翻过来，用铅笔在纸背描了描，一行暗色痕跡浮出来，写著：“fz小组/编號02”。

小禾当晚把墙头灯又装了一个，说晚上要加班记录。豆豆守在墙边抄录那页痕跡图，一边低声嘀咕：“爷，咱是不是捅穿了第二层？”

雷坤没说话，把那张编號纸贴在最右边一格墙上，用红笔圈了圈，边上写了两个字：“协作”。

第二天一早，四合院门口来了个穿蓝马甲的小青年，说是街道的，来送一封退信。信封上写著：“刘兆春，转四合院代收”。信是半个月前掛號寄出的，没人签收就被退了回来。雷坤拿起那封信，用手背颳了刮角上的邮戳，日期是七月三號，发出地是“东站旧仓改造项目组”。

豆豆脸色有点变了。她说东站旧仓，正是当年文化站调档工程暂存点，后来变成了临时设备库，87年后就废了。王大栓立刻翻出市政拆迁预告表，果然查到“东站旧仓”下周要拆，连仓门都焊了。

雷坤当晚没回屋，直接带著人去了东站。

天刚擦黑，一行人蹲在废仓外头等搬运队散场。雷坤摸著仓门铁链说：“这地方不是拿来藏设备的，是拿来藏人留下的东西的。”

仓库门没锁，是焊住的，雷坤让王大栓用液压剪抠了个口子。几个人蹲著进去，黑的伸手不见五指，豆豆用手电扫过一圈，角落堆著几十箱文件箱，全是烂纸皮包的，標籤一半脱落，一半发霉。

她翻到第三排时候，指尖蹭到一块硬皮，抽出来一看，是一本红皮日记，封面写著“会议记录·私人手稿”，开头第一页就写了六个字：“刘兆春专用登记”。

雷坤拿过那本日记本，用指腹轻轻翻开，纸页发脆，一下断成两半。里面夹著一张拍立的老照片，照片边缘黑的快掉粉，但还能看出一个男人靠著墙，戴著老式布帽，怀里抱著个档案袋，背后是掛著“fz小组临时办公室”横幅的门框。

雷坤手一抖，把照片翻过来，后面写著一句话：“协作也要签字，我不是替身。”

他没说话，把照片装进档案袋，转头指著那堆烂箱子说：“把第三排第四层全带回去。”豆豆问：“爷，带回去用不上怎么办？”雷坤说：“能不能用不重要，的让人知道，这人曾经签过名。”

等他们回到四合院，天快亮了。

豆豆把那本破日记摊在桌上，开始一页页地誊写。她说：“这事真不是一两个人能搞的，这名单……像是传过手的。”

王大栓说：“爷，要不，把刘兆春的名字也掛墙？”

雷坤没点头也没摇头，只说了句：“明早再说。”

墙头那盏新灯一闪一闪，像是有人在外头敲门。

雷坤盯了那方向一眼，说：“这灯，不该装。”

豆豆停了笔：“为啥？”

“这灯一亮，就该有新名字上墙了。”

第二天早上天刚擦亮，小禾就进屋说：“墙前来了人。”

雷坤披著外套出来，外头站著个中年女人，穿一身旧西装，头髮扎的很紧，手里拎著个布包，神情不慌不忙。

她进院后没多说，走到桌前把布包放下，打开，掏出一堆东西，整整齐齐放成两排。上头一叠是旧照片，下头一沓是信纸，最底下压著一张发黄的介绍信，落款是“1988年文联口述工程外调组”。

她说：“我叫林秋菊，是刘兆春的妻子。”

豆豆站起来，小声喊了声“嫂子”。雷坤没吭声，翻开那张介绍信，只看了一眼，“外调协作员”，三个字清清楚楚。

林秋菊坐下，说话还是慢条斯理：“他出事那年我刚生完老二，本来是想转去西边跟亲戚合住，结果他突然说项目改了，要封闭半年，说完人就没了。”

“我找了几年，都说查不到。后来我才知道，他那时候把自己划到了『协作』档里，档案编號打的是外调，不进正式人事系统。”她从信纸里抽出一张来，是九十年代列印出来的“临时协作档”通知书，纸都快碎了。

“这张是我当年翻箱子找出来的，他们说是『机要件』，不能复印，不能存。可我当时拍了照，后来洗出来贴在我家厨房后墙上，这么多年都没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