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进。”
推门进来的是陆小路博士，他手里拿著一份刚列印出来的报告，脸色有些奇怪。
“教授，您看看这个。”
杨平接过报告，標题让他眉头微皱：《关於系统调节干预后罕见免疫异常反应的初步报告》。
“这是……？”
“欧洲一个合作中心传来的。”陆小路语气严肃，“他们应用我们的调节理论治疗一组难治性克罗恩病患者。大部分患者效果显著，但有三个病例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严重副作用。”
报告详细描述了这三个病例：在接受个性化调节方案4-6周后，患者原本过度活跃的肠道免疫反应確实得到控制，但全身其他系统开始出现异常，一个出现了严重的皮肤过敏反应，一个出现神经系统症状，头痛、眩晕，还有一个出现了罕见的血液指標异常。
“他们怀疑，调节干预在纠正局部失衡的同时，可能扰动了系统其他部分的稳態，引发了连锁反应。”陆小路说，“报告是今天下午刚收到的，我本来想明天再……”
杨平已经在快速翻阅报告，眼神专註：“不，你做得对，立刻通知其他人，明天早上七点，紧急会议。哦，太晚了，明早再通知大家。”
“是！”
陆小路离开后，杨平也该回家了，他在路上一直思考出现这种问题的可能机制：免疫重分布？局部免疫抑制导致免疫细胞或因子向其他系统迁移积累？代谢连锁反应？肠道菌群-代谢物轴的改变影响全身代谢稳態？神经-免疫-內分泌网络的意外耦合？个体特异性閾值导致我们的调节剂量对某些系统来说仍属过量？”
斯德哥尔摩的夜晚却还漫长。
晚宴结束后的私人酒会上，唐顺终於找到机会，和宋子墨溜到阳台上透口气。冬夜的斯德哥尔摩寒冷清澈，星空格外明亮。
“拿著。”唐顺从西装內袋掏出那枚诺贝尔奖章，金质奖章在月光下泛著温润的光泽，正面是诺贝尔的浮雕侧面像，反面则根据奖项不同而设计，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图案是医药女神膝上放著打开的书，收集从岩石上流出的泉水，为生病女孩解渴。
宋子墨也拿出自己那枚，两人將奖牌在手里把玩。
“真沉！”宋子墨在手心掂了掂奖牌。
“真好看！”唐顺將奖章放在眼前近距离欣赏。
宋子墨望向远方，“今天晚宴上，我至少听到三次有人质疑係统调节理论过於理想化、临床应用风险不可控、需要的现有的基础研究必须广而深。那个药企副总裁的话你也听到了，他们表面说合作，实际想买断或主导研究方向。”
“树大招风。”唐顺嘆了口气，“教授获奖前，质疑声主要在学术圈。现在获奖了，质疑会来自四面八方，而且会夹杂著利益、竞爭、甚至恶意。”
“所以教授才不愿意来。”宋子墨忽然理解了，“他不想被捲入这些漩涡，他想留在实验室里继续做真正重要的工作，不想浪费时间。”
“回去后，我们得给教授建一道防火墙。”唐顺说，“所有商业合作、媒体纠缠、非必要应酬，我们俩顶在前面。让他能继续安静地工作。”
“同意。”宋子墨点头。
两人沉默了片刻，收起奖章。
“要不我们俩將奖章掛在脖子上，拍这个照片发个朋友圈。”
“嗯，就一张照片，不要配文字，要留白！”
南都省城，清晨七点。
研究所会议室里坐满了人，气氛严肃。大屏幕上展示著欧洲传来的那份异常反应报告。
“……这三个病例的共性是，他们都属於我们分类中的『高反应性免疫表型』。”陆小路指著数据图表，“也就是说，他们的免疫系统本身处於一种极度敏感、容易过度反应的状態。我们的调节方案成功抑制了肠道局部的过度反应，但可能在整个系统层面造成了某种压力转移。”
“就像按下一个弹簧，它会在其他地方弹起来？”蒋季同补充。
杨平静静地听著，等大家发言告一段落，他才开口：
“首先，感谢欧洲合作中心的坦诚和及时分享。科学进步需要这种对异常和失败的公开討论，而不是掩盖。”
他走到白板前，开始画图：“这提醒我们，系统调节理论的核心是『平衡』，但我们对『平衡』的理解还太肤浅。有时候我们以为的平衡，可能是局部稳態，但忽略了系统间的动態耦合。”
他画出几个相互连接的圆圈，代表不同生理系统：“肠道免疫、皮肤、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它们不是孤立的。当我们强力调节其中一个时，必须考虑能量、物质、信息的重新分配可能对其他系统造成的影响。”
“那怎么办？”一位年轻研究员问，“要真正抓住整体的平衡是非常困难的，它有赖於对该疾病机制研究的充分。”
杨平点点头，“我们因此要更深入、更精细地研究。这份报告的价值在於，它指出了我们理论目前的边界和盲区。我们需要更精细的系统建模，全面的基线评估，更渐进的调节策略，更智能的反馈调整。我们不仅要整理全世界对该疾病现有的机理研究，还要在整理的基础上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这需要更多数据、更复杂的算法、更长期的隨访。”杨平看著团队，“意味著更艰难的工作。但这就是科学，每个答案都引出更多问题，每个突破都暴露新的未知，我们已知的知识是一个圆圈而未知知识是圆圈的外面，这个圆圈越大，它与未知的接触界线就越长。”
会议室里，年轻研究员们眼中的迷茫渐渐被坚定取代。
楚晓晓举手，“我们下一步是重新分析所有现有病例数据，寻找『高反应性』的生物標誌物？同时设计新的动物实验，模擬这种系统间扰动？”
“对。”杨平点头，“而且要快，欧洲这三个病例是警钟。我们的理论在走向更广泛应用时，必须预见到並儘可能规避这类风险。这样才能不断进步。”
会议持续到上午九点。散会后，杨平独自留在会议室思考。
手机震动，唐顺发来信息，附了一张他们在斯德哥尔摩机场的照片：“准备登机回家，一切顺利，但感触良多，见面详谈。”
杨平简短回覆：“一路平安，回来直接休息，明天再聊。”
他放下手机，继续面对白板上的难题。对他而言，这才是真正的前线，不是斯德哥尔摩的聚光灯下，而是实验室和病房。
飞机穿越云层，朝著东方飞去。
唐顺和宋子墨並排坐著，两枚诺贝尔奖章小心地收在隨身手提箱的夹层里。
“我一直在想，”宋子墨望著窗外翻涌的云海，“教授现在在做什么。”
唐顺闭目养神，“也许在解决欧洲传来的那个新问题，获奖对他来说不是终点，只是又一个起点。”
“我们回去后，会有多少媒体堵门？多少合作邀请？多少质疑声音？”
“很多，不过不用想那么多。”唐顺睁开眼，“教授说过，只要我们的工作足够扎实，数据足够坚实，时间会证明一切。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帮他挡住不必要的干扰，让团队能继续专注。”
“嗯，没错！”
“我们一起拍的那张照片，你发朋友圈了？”
“发了！你呢？”
“也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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