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困惑地看著他。
“简单说，不是用更强的药物去压制，而是用更精准的方法，去恢復免疫系统自身的调节能力。”杨平在纸上画了个简图，“就像乐乐的飞船，如果某个部件过热，不是直接拆掉它，而是调整它的冷却系统。”
“这……可能吗？”父亲问。
“理论上可能，实际临床操作要成功取决於很多因素，关於这个疾病现有机制研究、调节机制的建立、能否找出调节的关键等等。”杨平坦诚地说，“所以设计方案很难，而且有风险，我们需要先做详细的免疫图谱分析，了解乐乐免疫系统的精確状態，然后设计个性化的调节方案，这可能包括很低剂量的特定调节剂，结合代谢调整和微环境优化。”
他停顿了一下：“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而且不能保证一定成功。”
父母对视一眼。母亲握住了乐乐的手。
“杨教授，我们愿意试。”父亲的声音很坚定，“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只要有一线希望……”
“目前只能说有一线希望，”杨平继续道，“是一个新的方向，但我们需要一起努力。从明天开始，乐乐需要做一系列详细的检查。同时，我需要你们配合，记录他每天的症状、饮食、情绪变化，所有细节。”
“好！我们一定配合！”
离开诊室时，乐乐忽然开口：“杨医生。”
“嗯？”
“如果我的病好了，我能去看真的火箭发射吗？”
杨平蹲下来，平视著孩子的眼睛：“当然可以！”
乐乐的眼睛亮了，用力点头。
……
回到研究所，已经是中午。食堂里，大家还在討论上午的事。
“教授，您上午去临床病区了？”唐顺端著餐盘过来，“宣传部那边安排了一个小型记者会，明天下午。另外，瑞典大使馆发来正式邀请函，关於十二月颁奖典礼的细节……”
“嗯，你处理。”杨平简单地说。
“颁奖你也不去？”唐顺有些失望，同时又有些兴奋。
“你和宋子墨一起去吧，究竟谁上台领奖，你们自己商量，我是不去了，这段时间挺忙，又收了一个特殊病例，我要好好研究一下，將系统调节理论拓展到肿瘤以外的疾病，这个病例非常適合作为研究对象。”杨平就像再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唐顺楞了一下：“真的？我们去？”
“真的！你们去！”杨平確定。
唐顺点点头，去瑞典领奖，这么好的事情，他当然愿意代劳。
下午三点，蒋季同来找杨平。
“教授，那两只异常小鼠的初步分析出来了。”他的表情很复杂，“它们的肠道菌群组成非常特殊，有一种罕见菌株的比例异常高。我们怀疑，这种菌株代谢產生的某种分子，与我们给的疫苗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过度免疫反应。”
“嗯，你们做得好。”杨平眼睛一亮，“这说明，我们的疫苗增强子技术还需要继续完善，研究需要铺盖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况。”
“所以这不是失败？”
“当然不是，这是发现了新的变量，新的相互作用。”杨平说，“重新设计实验，把微生物因素纳入考虑。”
蒋季同若有所思地离开了。
下午四点，杨平处理完必要的事务，开始看乐乐的初步免疫检测结果。数据很复杂，但某些模式开始显现：乐乐的一些调节性免疫细胞功能异常，某些炎症通路处於持续低度激活状態……
他在纸上写写画画，尝试勾勒一个初步的调节方案框架。不是简单地抑制，而是多靶点、低剂量、协同作用的调节策略。需要精细的计算和设计。
……
晚上，等小树睡了，杨平回到书房。电脑屏幕上，是十二月斯德哥尔摩颁奖演讲的初稿要求。他需要准备一份20分钟左右的演讲稿，在12月10日斯德哥尔摩时间下午四点（帝都时间晚上十一点）发表。
演讲稿由他起草，但是去领奖演讲的不是他，將交给宋子墨和唐顺完成。
他打开一个新文档，標题暂时空著。
该讲什么呢？讲复杂的分子机制？讲精妙的数据模型？讲理论如何改变医学模式？
他想起今天诊室里的乐乐，想起孩子画的那艘飞船，想起他问“我能去看真的火箭发射吗”。想起系统调节理论最初的起源，不是为了发论文，不是为了拿奖，而是为了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帮助身体恢復平衡？
窗外，夜晚灯火阑珊。远处研究所的方向，还有几扇窗户亮著，也许有人在分析数据，也许在准备明天的实验。
杨平在文档开头写下第一行字：
医学，是与生命的对话……”
他停了一下，继续写：
“今晚我想讲的，不是关於征服疾病，而是关於倾听身体；不是关於英雄式的干预，而是关于谦卑的协作；不是关於战爭的胜利，而是关於平衡的艺术。”
字句慢慢流淌出来，他讲到那些在疾病中挣扎的患者，讲到系统思维如何提供了新的视角，讲到团队里的年轻人如何將理念转化为实践。他讲到失败和意外发现，讲到科学的本质。
最后，他写道：
“诺贝尔奖的光环会隨时间淡去，但那些在实验室深夜亮起的灯，那些患者眼中重新燃起的光，那些对生命复杂性永不停歇的好奇，这些，才是科学真正的光芒。这光芒不是来自外部的授予，而是来自內在的追求。”
写完初稿，杨平看了看时间：晚上十一点半。
斯德哥尔摩现在是下午四点半，正是白昼短暂、黄昏渐临的时刻。十二月颁奖时，那里的下午三点天就黑了，但寒冷不会熄灭科学家探索未知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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