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没有入仕的举子，如果只是一个人发出声音，对朝堂上的事情几乎不会产生多少影响。
但是他们聚集起来发出的声音，别说朝堂上的官员要注意，就连朱由检这个皇帝，都要关注一二。
作为这件事的推动者，朱由检为了把事情控制在自己掌握的范围内，也为了促进报纸的销量、增加报纸的影响力，吩咐京报推出增刊——
在原本的四版报纸之外，又增设了四个版面。专门讨论恩科设立、增设县官的事情，让在京的举子的发表意见。
这让京城举子的言论，顿时找到了汇聚地。他们纷纷踊跃发表文章，表示对恩科的支持，赞成增设县官。
文章之多，甚至连增加的四版都刊登不过来。以至于朱由检只能下令，把增刊再增四版，刊载这些文章。
得益于吕祥对印刷技术的改进，这样做增加的成本并不多，所以报纸的售价也没提高，仍旧以原价出售，吸引更多的人购买。
同时，为了减少支出，增刊上发表的文章，不会给作者发放稿费。惟有一些质量特别好的文章、被选在正刊上发表的，才能拿到稿费。
这样的文章很少，但是京城的举子，现在对稿费大多不在意。他们欣喜的是自己的文章能被免费印刷，让自己的意见传扬出去。
尤其是听说增刊的事情是皇帝下的命令后，他们更是认为皇帝在支持他们。更加踊跃地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表示对增设县官的支持。
这些举子的言论，很快就通过报纸的传播，被京城的官员、民众看到，进而影响到他们。
民众是觉得举子说得正确，这么多人支持的事情，还是皇帝陛下提出的，不可能有什么错。
官员则是觉得，自己若反对的话，说不定就会有举人聚集在家门口，让自己出不了门。
他们从不断增加的增刊中，已经看到了士子对这件事的表态。
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这时公然反对。
所以大部分官员的态度，已经转向支持增加县官。
这些人的态度，很快就反馈在报纸上。钱谦益发表了一篇文章，表示对增设恩科、增加县官的支持。
他的这篇文章，根基是之前提出的恒产论。认为让士人有恒产，能够坚定士人的恒心，朝廷应大力支持，让更多的士人有恒产、有恒业。
当官为朝廷效力，就是恒业的一种。朝廷录用的士人越多，有恒业的人就越多，世上会有更多的小康家庭，脱离贫困境地。
皇帝特意让祖上三代白身的举人参加恩科，就是为了减少贫困士人，增加小康家庭。
这种说法，很合那些贫困举人的胃口，他们纷纷发表文章，表示对钱谦益的支持。
朱由检看着这些，却是哭笑不得。因为官员虽然能说是恒产者，但是他们的财富，却不是自己创造的。而是朝廷从创造财富的人那里征收，然后发放给他们。
这样的人越多，民众的负担越重。所以官员的数量，是不可能无限增长的。不可能靠着这个途径，让士人都有恒产。钱谦益的文章，根本就是歪理：
“这家伙真有意思，总能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
“或者说他的性格中有投机取巧的因素，已经深入骨髓！”
知道钱谦益的这篇文章是在支持自己，也能迷惑到一些人，朱由检没有阻止文章的发行，还安排撰稿人根据这点讨论。
但是他的心里，对钱谦益是很警惕的。觉得对这个人以后要多注意点，免得他搞出什么乱七八糟的新理论，遗祸后世之人。
在钱谦益做出表态后，东林党的官员，基本不会反对。其余被朱由检留用的阉党官员、以及新起复的中立派官员，也不可能坚决反对这一点。
所以在朱由检看来，廷议的结果基本能够确定了。他现在关注的是，报纸上的杂音。
在对增设县官的一片支持中，有些举子对恩科的具体设置上，提出一些异议。
这个异议，首先是参加明法科和明算科举子提出的，他们认为进士科的副榜允许参加恩科，明法科和明算科的副榜却没规定，有些苛待他们。
所以他们提出，要允许明法科和明算科的副榜参加恩科，或者干脆赐予明法或明算出身。
由此一些人提出，恩科的明经科进士、明书科进士，和明法科进士、明算科进士没有区别，所谓的赐明经出身、赐明书出身，其实就是明经科和明书科的副榜。
既然如此，明法科和明算科的副榜，怎么就不能赐出身呢？
县级官员里的法官、主簿职位，正适合他们担任。
这个说法，引来很多参加明法科和明算科的举子认同。在结果没有出来前，他们都有登上副榜的可能。既然有机会当官，当然要积极参与。
他们的这些言论，启发了其他举人。在会试结果出来之前，他们都有可登上副榜的可能，所以他们提出，进士科副榜的举人，应该按以前惯例直接授予教职，不用参加恩科。
这个说法，一些举人赞同，一些举人却觉得不妥。认为皇帝设立明经和明书出身就是为了选拔教职官员，还特意允许副榜举人参与。他们这个提议，实在贪得无厌。
这件事在一些举人之中，开始引发了争论。进士科副榜要不要直接授予教职，明法科和明算科副榜要不要赐予出身，都是举子关注的问题。
在看到很多官员赞同增设县官后，众多举子的目光，开始转向这这点——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争夺胜利果实，想要让朝廷的决策，更加有利自己。
这些人在免费发行的增刊上，掀起一场大辩论。虽然没有稿费，他们也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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