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踏上官场，甚至回溯到遥远的学生时代，安红参加过的会议早已多到数不清，多到她自己都懒得去记。她也早已记不清，自己曾在多少场重要的会议上，成为全场目光的焦点，成为眾望所归的主角。
最让她刻骨铭心、记了一辈子的，还是读大学的那一段时光。
那一年，一位国家重要领导人亲临学校考察视察，校里层层筛选、优中选优，最终敲定由她代表全体师生上台发言。
那时的安红，不过十五六岁的年纪，眉眼清秀得像一株雨后破土的青竹，乾净、挺拔、带著一股不染尘俗的锐气。她的声音清亮悦耳，更难得的是那份远超同龄人的镇定与从容。
站在万眾瞩目的台上，她不怯场、不慌乱、不打半分磕绊，整整二十分钟的发言，语言诚恳朴实，却又藏著少年人独有的光彩与锋芒，字字鏗鏘，句句有力，落地有声。
会议结束的那一刻，那位领导人竟主动朝著她走了过来，主动与她合影留念。宽厚温暖的手掌轻轻落在她单薄的肩膀上，目光温和却又无比坚定：“姑娘，將来定当大用。”
那句话，曾是她一生的底气与信仰。
可此刻，坐在县委这间沉闷压抑的会议室里，安红却是人生第一次觉得，开口说话，竟比登天还要艰难。
她张了张嘴，喉咙像是被一团浸了水的湿棉花死死堵住，乾涩、发紧、发疼。
说什么？怎么说？
难道要像会场里那些混跡多年的老油条一样，把真的硬生生说成假的，把假的编得比真的还像回事，把黑的描成白的，把白的抹成黑的？
这些年，类似的场面，她见得太多太多了。
曾经的她，对此嗤之以鼻，骨子里满是愤慨与不屑，甚至觉得自己与这种骯脏的潜规则不共戴天。可岁月流转，风雨打磨，一身稜角被现实一点点磨平，她终究还是慢慢接受了这套生存法则，接受了官场里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
也只有在这一刻，她才真正刻骨地体会到——真话，原来真的不是那么隨便就能说出口的。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足足静坐了三分钟，安红终於意识到，躲不过去了，该她开口了。
她抬眼一扫，满屋子人的目光都像钉子一样，直勾勾地钉在她的身上，连平日里对她毕恭毕敬的县长郑大明，也不例外。
这种会，谁都不愿意先开口。
谁先发言，谁就代表了一级党委、一级政府的態度，谁就把责任扛在了肩上。
而她，是县委书记。
这態度，理所当然，必须由她先表。
可这態度又是什么？
是把一场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重大爆炸事故，轻描淡写地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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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十几个活生生、有家庭、有亲人的遇难工人，轻飘飘地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抹去。
这哪里是处理事故，简直是暴殄天物，草菅人命！
可身在官场，身为此地的一把手，她又能有什么办法？
一瞬间，大学时代读过的一句刺骨之言，猛地撞进她的脑海。
一位哲学家曾说：政治，就像妓女的身体。人人都可以隨意践踏、隨意摆弄，可表面上，永远要维持得光鲜亮丽。
她忽然侧过头，对身边的郑大明压低声音，语气里带著一丝难以掩饰的疲惫：“郑县长，你先说吧，我身体有些不舒服。”
郑大明从一早上便看得明白，安红的状態確实不对。到底是个刚上任不久的弱女子，撞上这么大的塌天之事，她那副瘦弱的肩膀，哪里扛得住这般重压。
而整场风波里，最暗自得意、最心花怒放的，正是他这个县长。
他可没有安红那般心软、脆弱、优柔寡断，更不会想那么多虚头巴脑、伤春悲秋的东西。
十几个遇难工人？算得了什么。
这世上什么都缺，唯独不缺的就是人，尤其是从乡下千里迢迢赶来討生活的底层工人。不是太少，是太多了。只要不闹出群体上访事件，只要不被上级揪住把柄、摘掉乌纱帽，他犯不著为这些人同情、怜悯、悲愴。
此刻，安红主动把发言的头一棒递了过来，郑大明心里一阵轻鬆狂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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