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也是他將军改放在首位的核心原因之一。

作为歷史的回溯者,他十分清楚,东魏唯有赶在西魏宇文泰完成改革之前,率先將府兵制和均田制推行下去。

方能在最大限度压缩东魏养兵与防守的成本的同时,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不然,便是东魏的纸面实力是西魏的数倍有余,东魏的財政,也早晚会被西魏以极低的代价拖垮。

旁的不说,光是养在大河边上那几十万大军,就不是东魏现在的国力能一直维持的。

至於他为何要选择推行府兵制度和均田制,而不是採用更先进的募兵制,道理也再简单不过

便是东魏眼下的国情,最適合推行府兵制。

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魏其实比西魏,都还要更適合推行府兵制度。

因为如今的东西两魏虽国情相同,然相比西魏宇文泰,东魏高欢对鲜卑勛贵的掌控,明显要更强。

而这,正是推行府兵制所需要的硬性条件。

何也?

即所谓的府兵制,说白了,便是一个將利益从顶层勛贵手里拿出来,均分给中下层庶民,也就是所谓的良家子阶层,把这些良家子从勛贵私兵,变成者国家武装的过程。

歷史上,宇文泰搞府兵制,那是被逼无奈。

关中残破,兵源枯竭,鲜卑勛贵各自拥兵,不听调遣。

他不得已之下,只能选择向鲜卑勛贵妥协,通过恢復鲜卑旧制,给汉人豪族赐鲜卑姓的方式,让汉人先融入鲜卑人。

然后再利用汉人强大的同化能力,来潜移默化地对鲜卑勛贵进行反向汉化。

后世谓之杨隋乃普六茹隋,李唐乃大野唐的笑话,就是这么来的。

但东魏则不同。

得益於高欢这些年搞的“两面哄骗之法”,如今东魏的鲜卑人,都將汉人当成自己的耕奴。

东魏的汉人,则都將鲜卑人当成自己的护卫。

而这种互相看不顺眼的局面,却在误打误撞之下,造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

便是鲜卑勛贵虽占尽天下良田,却视耕种为贱役,寧肯让土地长草放羊,也不愿亲自动手。

这便给了高澄可乘之机。

他只需要花费极低的代价,將鲜卑勛贵手中閒置的土地收回来,便可以直接快进到均田制这一步。

根本不需要像宇文泰那样,卑躬屈膝地向勛贵们妥协。

此乃天时地利人和俱全之事,纵是后世唐太宗李世民甫立贞观之时,也未必有这般好的条件。

毕竟,初唐的世家门阀,已然自河阴之变和侯景之乱造成的虚弱中恢復了元气。

是故,高澄自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

......

少顷,高澄回顾完现有的条件,也不由长舒口气。

旋即起身踱至门后,欲令人去把方略已完善的消息报给高欢。

顺便问问段韶、斛律光、高洋去鄴城之后,可曾有什么消息传来。

然未及他开口,门外便忽地传来王紘的稟报声:“世子,大王遣卢勒叉前来,说有要事稟报。”

高澄应声抬眸,眼底不由闪过一丝讶异。

他刚写完方略不过半刻,高欢的使者便到了,是巧合,还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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