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呢?

无了。

这像话吗?

“小严同志,看今天的《大眾日报》没有?李存宝同志写你的那篇报告文学写得太好了,太让人感动了!小严同志啊,最近又搞创作没有?新作出来之后,千万记得先给我拜读拜读啊!”

这是乔志光跑来严缺办公室说的。

“严副馆长,我在《大眾日报》上拜读了李存宝同志的那篇《军装可以脱下,军魂永不褪色——记战斗英雄严缺同志》,心潮起伏,心绪久久难以平静。您是咱们向阳县的作家,有机会的话千万要支持一下咱们本县的报纸啊!”

这是《向阳日报》的编辑打来电话说的。

“小严同志,我是烟臺地区文化局……”

……

“小严同志,我是……”

……

“小严同志……”

各式各样的电话从四面八方打过来,严缺接完一个又一个,脑袋上的头髮都竖起来了。

而在另外一边,孔邻却是快要飘起来了。

刊载有严缺那篇《傻瓜》的最后一期《山东文艺》,在正式出版发行之后,歷经两次加印,总发行量达到了七万份!

这是《山东文艺》有史以来的最高发行成绩。

已经足够让孔邻荣耀落幕了。

没想到,《大眾日报》转载的李存宝那篇报告文学,再次让严缺成为焦点,进而让更多的人知道,1979年第12期《山东文艺》上刊载过严缺的小说《傻瓜》。

“同志,您这里有去年最后一期《山东文艺》吗?”

“这都今年1月底了,哪儿还有去年最后一期《山东文艺》啊?我们有最新一期《山东文学》您要吗?”

“《山东文学》?”

“对!《山东文学》其实就是原来的《山东文艺》,今年改名了!这期《山东文学》也挺好看的,您要不要来一份看看?”

“不要!我就想要去年最后一期《山东文艺》!”

“……”

类似的对话,在多地数不清的邮政局、报刊亭上演,於是求加印的电话差点没把《山东文学》(原《山东文艺》)发行所的电话打爆。

山东新华印刷厂“不得不”开启了最后一期《山东文艺》的第三轮加印。

直接导致这期杂誌的总发行量突破了十万份!

孔邻,心潮澎湃!

王晞坚,酸得牙根都痒痒!

严缺同志明明是来参加我们《山东文学》重点作者研討班期间写的《傻瓜》,理应给我们《山东文学》发表,孔邻同志死皮赖脸霸住稿子不放,发表在了他最后一期《山东文艺》上,才造就了最后一期《山东文艺》十万+的总发行量!

假如我当时拼著跟孔邻红脸,也要把严缺同志的《傻瓜》抢回来呢?

十万+的总发行量,是不是就归我我第一期《山东文学》了?

有多少省级文学刊物,开年第一期就能拿到这么高的发行量啊?

简直开门红对不对?

结果呢,就因为孔邻卖可怜,说要拿严缺同志的《傻瓜》,给他的主编生涯收个尾,我心软了,我撒手了。

然后他最后一期《山东文艺》总发行量十万+,我主编的第一期《山东文学》总印量还不到三万五!

老孔……老孔,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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