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下午一点半,我站在宿舍的镜子前,看了自己足足三分钟。

镜子是那种十块钱一块的贴墙镜,边角已经翘起来了,照出来的人影有点变形,但足够看清——一个三十三岁的男人,鬍子颳了,头髮洗了,穿著一件藏青色的polo衫。

这件polo衫是我去年在县城超市买的,打折,四十九块钱。领子已经有点泄了,但至少没有破洞,也没有“xx建设”四个字。

小刘从上铺探出头来,嘴里叼著牙刷。

“陈哥,你穿这件好看。”

“你上次说那件白色好看。”

“那件不行,太透了。”小刘嘿嘿笑,“这件显得你白。”

我白了它一眼,转身看了看背后。没有明显的污渍。又看了看鞋——一双黑色的运动鞋,不是劳保鞋。

这双鞋买了三年了,穿不到十次。鞋底有点硬,走起路来不太舒服,但比劳保鞋好看。

“陈哥,你別紧张。”小刘从床上跳下来,“你就当去工地上转一圈。”

“工地上有姑娘?”

“那你就当去见甲方。”

“甲方我更紧张。”

小刘笑了。我没理他,拿起手机,钥匙,钱包。走出宿舍。

电动车在太阳底下晒了一上午,车座烫屁股。我骑上去,发动,往县城方向骑。

风从前面灌进来,吹得polo衫贴在身上。四月底的天,不冷不热,路两边的杨树已经绿了,叶子哗啦啦地响。

县城公园在东边,不大,但绿化还行。我骑了二十分钟,到的时候刚好一点五十。王姨说的时间是两点,我提前了十分钟。

我把电动车停在公园门口,走进去,找了一张长椅坐下来。

公园里人不算多。几个老头在打太极,一个年轻妈妈推著婴儿车慢慢走,两只喜鹊在草地上跳来跳去。我坐在长椅上,双手放在膝盖上,看著那两只喜鹊。

我开始紧张了。

不是那种见喜欢的人的紧张,是一种说不清楚的紧张——像考试,像面试,像等著被审判。我不知道自己紧张什么。对方是一个智力九岁的姑娘,她能审判我什么?她大概连“审判”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都不懂。

但我就是紧张。

手机震了一下。妈妈发的微信。

“小,你到了吗?”

“到了。”

“好好聊,別著急走。”

“知道了。”

我把手机揣进兜里,深吸了一口气。

两点整,王姨来了。

她穿著一件花衬衫,烫了头,远远地就朝我招手。身后跟著一个姑娘。

“陈木!你来得挺早啊!”

我站起来,挤出个笑。“王姨。”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王姨转身拉著那个姑娘的手,“小会,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陈木。”

那个姑娘从王姨身后走出来。

我的第一反应是——不高。

大概一米五五,比我矮一个头。

瘦,很瘦,手腕细得像一截干树枝。皮肤白,白得有点不太正常,像不怎么出门的那种白。她穿著一件粉色的外套,下面是一条深色的裤子,脚上是一双白色的帆布鞋,刷得很乾净。

脸上没有表情,不是不高兴,就是没有表情。眼睛看著地上,不看人。

“小会,叫陈哥。”王姨轻轻推了推她。

姑娘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就那么一眼。

我的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词——空。

不是空洞,是空。她的眼睛是乾净的,乾净得像一面没照过人的镜子。里面没有好奇,没有紧张,没有害羞,什么都没有。就是看了我一眼,然后就低下了头。

“陈哥。”她说。声音小小的,像蚊子叫。

“你好。”我说。

王姨在旁边打圆场:“小会有点怕生,熟了就好了。你们俩先聊聊,我去那边买个水。”说完就走了。

长椅上只剩下我和小会。两个人之间隔了一个人的距离。

我坐下来,小会也跟著坐下来。她坐得很规矩,腰挺得直直的,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像小学生上课。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说什么。

我平时在工地上跟工人骂娘、跟监理扯皮、跟老板匯报,嘴皮子不算笨。但此刻我面对这个姑娘,我发现自己的所有语言系统都失效了。

我沉默了很久。

最后还是小会先开口了。

“你多大了?”她问,眼睛还是看著地上。

“三十三。”

“哦。”她想了想,“比我大。”

“嗯。”

又沉默了。

我看了她一眼。她的侧脸很安静,睫毛很长,鼻樑不高,嘴唇有点干。如果不是那双眼睛里的空,她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有点瘦的年轻姑娘。

“你喜欢吃什么?”我问。

小会想了一下,抬起头,这次看著我的脸。

“草莓。”

“草莓?”

“嗯,草莓。”她的声音比刚才大了一点,“红色的,甜的。”

“那你喜欢去哪里玩?”

“玩?”她又想了一下,“公园。这里。”

“除了公园呢?”

她想了很久,然后摇了摇头。

“没去过別的地方。”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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