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车在柳河镇站停下来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了。
老刘靠著我的肩膀睡了一路，头歪著，兜里的铜钱隨著车身的顛簸晃了一路，麻绳蹭在裤子上，沙沙的。
车停稳，他猛地醒过来，嘴角的口水擦在我袖子上，亮晶晶的一道。
“到了？”他迷迷糊糊往窗外看，老槐树的影子正落在车窗上，枝叶间的光斑晃来晃去。
下车的时候，老刘的脚在踏空的那一级绊了一下，铜钱从兜口滑出来，麻绳掛住兜沿，七枚钱悬在半空晃成一条线。
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七枚钱七个年號，在午后的阳光里泛著七种深浅不一的铜色。
巷口的青石板被太阳晒得发烫。
墙头的狗尾巴草在风里摇，影子投在青砖上，像一排摇头晃脑的小人。
朱漆大门半掩著，门缝里透出竹叶的绿和老槐树枝条的影子。
推开门，二爷爷不在石桌旁。
石桌上放著那只樟木匣子，匣子旁边是镇宅符被揭下来后剩下的那小块黄纸——昨天郑先生揭符的时候，符胆里的空已经平了。
我把它带回来了，折成一个小方块，压在樟木匣子底下。
屋里传来二爷爷的声音：“回来了就进来。”
堂屋里，二爷爷坐在那把老藤椅上，面前摆著一套茶具。
不是他常用的那把紫砂壶，是一把粗陶壶，壶身没有釉，胎体粗糙，手指抚过去能摸到陶土里没筛净的砂粒。
壶嘴冒著热气，茶汤从壶嘴里斟出来，顏色比平时喝的深——不是琥珀色，是更深更浓的，像老槐树根浸在井水里泡出来的那种顏色。
他倒了两杯，一杯推给我，一杯推到桌对面空著的那个位置。
“小刘呢？”
“巷口买包子去了，说饿了一路。”
二爷爷点了点头，端起自己那杯，没喝，只是托在掌心里，让热气蒸著下巴。“郑德厚那桩事，你办得怎么样？”
我把那颗珠子的事从头说了一遍。
紫檀手串，十八颗珠子，父亲戴了三十年。
忌日那天，有一颗变了顏色。
神主牌缺了一个角，缺角的位置在“厚”字的最后一笔。镇宅符贴在牌位背面，贴了一夜。
凌晨四点，郑先生从臥室里出来，说他看见了。
不是听见，是看见——他父亲满月那天给他系平安扣，指腹上被红绳勒出一道白印。
五十多年了，那道白印留在神主牌的缺角里，被半根丝封著。珠子变色，丝醒了，白印浮上来，被他看见。
二爷爷听完，把茶杯从掌心放回桌上。
粗陶壶的壶嘴里，白气还在往外冒，一丝一丝，升到半尺高就散了。
“郑德厚走得很急，脑溢血，早上还好好的，中午就走了。行里人管这种叫『骤走』。骤走的人，魂魄散得快，来不及把该说的话说出来。那些没说出来的话不会散，会附在他生前最贴身的东西上。郑德厚最贴身的东西不是那串紫檀手串，是他给儿子系平安扣的那根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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