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转过身,目光锐利如鹰,“就定在每石三钱利润。”

巡抚大堂,腥咸的海风裹著帐房里的汗味,算盘珠子噼啪撞得人耳鼓发紧。

周先生把海图上“七洲洋”的標记圈了又圈,笔尖在纸上戳出个小坑:

“去年林老三的船在这翻了,三成粮泡了水——这损耗得加进去。”

刘帐房扒拉著算珠,抬脸时汗珠子滚到鼻尖:“常年景损耗一成二,遇著西南风,得涨到一成五。”

门房撞进来,手里竹筒沾著盐霜:“潮州来的!占城上等米四钱五,过寨钱每石抽二,合四钱七。”

熊文灿捏著那张潮乎乎的纸,指尖在“四钱七”上顿了顿。

厦门港的日头正烈,陈阿桂蹲在船板上写条子,墨汁被海风扫得歪歪扭扭:

“问清升龙府到海口的牛车脚钱——去年李老大陷了泥,损了五百石。再问,安南人认不认番银?”

伙计刚要走,被他扯住:“粮仓离港口多远?十里地的脚钱能吞半成利,记著问!”

安南升龙府的市集上,李秀才假装挑米,袖中炭笔在麻纸上划得飞快。

“新谷一石出七斗米?”他用安南话问摊主,见对方点头,赶紧画个“七”。“十万石要凑多久?”

络腮鬍摊主拍著谷堆:“现银,二十天五万石。再多,得去周边调,加脚钱。”

李秀才转身就走,还得再问三家才敢信。

三日后,巡抚衙门案头压著张薄纸,周先生的字密得像蚁群:“占城米到厦门,成本四钱八分(含损耗、脚钱)。

辽东军粮只够三月,江南漕运到辽东,每石成本二两一。”

熊文灿指尖敲著“四钱八分”,旁边堆著各种海运数据,漕运帐册。

还有朝堂递来的风闻:“漕运那帮人天天喊著,祖制不可违!国库空虚,有失天朝体面等。”

“让厦门港的老船工再核三遍损耗。”他对周先生道,“告诉郑芝龙,船先別动——这些数,还没定论呢。”

巡抚大堂的灯盏夜夜亮至深夜。直到第五日清晨,熊文灿望著案上誊抄工整的帐册,与郑芝龙交换了个眼神。

“时辰到了。”熊文灿道,“你我分头行事,將这些数据递呈永定侯。

同时联络各自的人脉,让通政司那边,多些“恳请陛下开启海外购粮”的声音。”

几日后,通政司衙门外的石阶上,每日堆积的奏摺竟多了大半。

那些封皮各异的奏摺里,十有八九都写著同一件事——恳请朝廷放开海禁,从安南购粮,解辽东粮餉之困。

崇禎三年进入四月,通政司的铜炉里的香灰积了半寸,案上奏摺堆成了小山。

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摺子墨跡未乾:“安南米石七钱,海道四十日可抵辽东,成本较漕运低”;

山东巡抚为徐从治紧隨其后,附了张海图:“郑家船队可雇为护,保粮道无虞”;

广东巡抚丘民仰更直接,列了十三行粮商的联名状。

运河沿岸的摺子却带著霜气——淮安知府宋祖乙奏“海氛难测,漕运乃国本”;

济寧知州朱大典的摺子更狠:“弃漕用海,是断运河百万丁夫生路”。

红本黑本在案上对峙,香炉里的烟忽左忽右,像在掂量这天下的粮袋子该往哪头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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