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以城市而言,如果只是识字,比如记帐、画押,我觉得顶多不超过30%,能够读写简单信件,识字率大概在20%。若採用精英教育標准,能读《三字经》《千字文》或具备科举基础,识字率可能低於10%。至於能够读懂、理解你们两派的论战,我感觉都不超过1%。”

1907年清政府推行《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內有一项推广识字教育及明確进度的规定:从第一年(光绪三十四年)开始,逐步编辑、颁布简易识字课。到第七年(1915年),人民识字者须达到百分之一。

所以常有人说清末识字率不足1%,就是源自清政府自己的官方文件。

而在清末民前,各个地方大力兴办教育,识字率才提高了些。比如,袁世凯在担任直隶总督时,就创办了8000多座小学。

“识字率那么低?”钱夏一脸震惊。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你在这个圈子里,自然是看不到圈子外的贫瘠。”

林砚之追加了一句:“当然,这不过是我的一面之词,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德潜若是觉得我说的偏颇,尽可以在北平周围隨便寻一处城镇抽样调查。”

钱夏一怔,反覆念叨:“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发言权……”

林砚之不理他怔神,气势全开:“所以你们爭来爭去,爭的全是狗屁。桐城派抱残守缺,把古文当祖宗供著,晦涩难懂也配叫文以载道?这是谁的道?是士大夫的道、是旧礼教的道、是少数人的道。这种文字,只是少数人的自娱自乐,於国无用,於民无益。”

“考据派也是搞笑,钻到老旧的纸堆里面咬文嚼字,训詁校勘,文章写得晦涩艰深,老百姓一个字不识,农民听不懂、工人听不懂、兵士更听不懂。你们研究的是书,不是人;是文字,不是世道;是派系顏面,不是同胞的苦难。”

“所以扯什么北大內部的新旧之爭?什么駢散高下?古文?曲高和寡,是少数人的玩物。考据?钻营琐碎,是书呆子的自娱自乐。

全是旧狗互咬!”

钱夏脸色煞白,张口结舌。他以为林砚之会从文学沿革发难,谁知对方根本不按常理出牌,直接掀了桌子。

一句旧狗互咬,杀人诛心,一桿子就打翻了两船人。

钱夏又开始踱步,一下子大量信息涌入脑海,他开始有些宕机。

“那……文章到底写给谁看?到底写什么东西?到底为了什么而写?”钱夏把问题拋了回来。

钱夏心想:別一个劲地骂天骂地,如果林砚之提不出一个解决办法,那还不是空谈吗?

“写给天下苍生看!写给贩夫走卒、工人农民、青年学子看!”

林砚之都没提工农兵,作品脱离群眾,生怕版本超前,一下把钱夏给整死机了。

“写老百姓的苦、老百姓的难、老百姓的希望;写国家的危亡、民族的骨气、国人的自强;写最真实的生活、最鲜活的生命、写的是具体的人。”

“至於为了什么而写?为了唤醒民眾、团结国人、鼓舞志气;为了让文字不再是少数人的玩物;为了让中国人醒过来、站起来、强起来。

钱夏如遭雷击,呆在原地。

二十多年的学习被一席话全盘推翻,他仍有一丝不甘:“纵然你说得再好,一般百姓看不懂,那么你写的文章连个受眾都没有,怎么让他们醒过来?”

“所以要用简化字写,让更多人能够看,要用白话文来写,让更多的人懂得写的是什么。”

“用简化字写白话文?”钱夏觉得林砚之疯掉了。

“白话非我首创,简化字也早有前人提倡,不过是没人把两件事合在一起说透。简化字在民间一直畅通无阻,坊间帐本、唱本、药方、市井文书,俗体简字代代相传,北平不少白话报纸都有不少简化字。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1909年就在《教育杂誌》发表《普通教育当採用俗体字》公开主张:笔画少、易学习、应在学校推广简化字。2月的时候,政府还搞读音统一会,討论如何推进文字改革。”

“至於白话文,早在二十多年前,黄遵宪便倡言文一致。戊戌年,裘廷梁就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梁启超办报,早已用俗语开民智。如今报刊杂誌绝大多数用的都是白话,你看如今还有多少人在读文言?便是你,也不时时抓著白话文消遣吗?既然能够消遣、能够让你们论战,为什么不能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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