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到九月。三个月。九起盗窃案。金额累计一千六百多元。

案发区域:六號和七號车厢。

作案时段:夜间。

嫌疑人:不明。

几乎跟1985年一模一样。

只不过那时候没有人画过“作案热点图”,没有人在扶手上提取过凡士林,没有人把九起案子的数据叠加在一起看出那个显而易见的“靶心”。

办案记录只有寥寥几页。

结论千篇一律:“流窜作案,嫌疑人不明,列为积案待查。”

待查。

待了一年,没人查。

张建军翻到1984年第三季度卷宗的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是一张標准的案卷封底,上面盖著“归档”的蓝色印章。

但封底和倒数第二页之间,夹著一样东西。

一张纸条。

不是正式的公文用纸。是从某个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一页,边缘参差不齐,纸张已经发黄,折了两折塞在夹层里,不翻到最后一页根本看不见。

张建军把纸条抽出来,展开。

手写的字。铅笔写的,笔压很重,字跡潦草,像是在摇晃的列车上写的。

一句话。

“六车七车之间,有一伙人,至少五个,头是一个老字辈的。”

没有署名。

没有日期。

纸张发黄的程度跟1984年的卷宗一致。

张建军的手指捏著纸条的边缘,力道控制得刚刚好,太轻会掉,太重会在已经脆化的纸面上留下新的摺痕。

“老”字辈的。

前世的记忆里,硕鼠帮的头目被內部的人叫做“老鬼”。

这张纸条是一年前的。写纸条的人是谁?

一个不知名的老乘警。他在k117上看到了什么,记下了这句话,夹在了案卷里。然后这张纸条被遗忘了。跟那些“积案待查”的结论一起,被锁进了落满灰尘的铁皮柜子。

一年。

纸条在柜子里躺了一年。纸条上写的那伙人,在k117上又干了一年。

张建军把纸条从卷宗里抽出来,夹进自己的笔记本。

他合上卷宗,按照赵瞎子说的放回原位,站起来。

档案室的窗户朝北,光线灰濛濛的,铁皮柜子的绿漆在暗淡的光里显出一种沉闷的旧色。角落里堆著几捆没人处理的旧报纸,报纸的日期是1982年的,上面登著“全国严打第一枪”的大字標题。

张建军把笔记本塞回口袋,走向档案室的门。

经过赵瞎子的柜檯时,他停了一下。

“赵叔,1984年第三季度k117的案卷,经手的乘警是谁?”

赵瞎子的好眼球从老花镜上方翻上来,看了他一眼。

“1984年k117的乘警组?那会儿跑那条线的……”他的手指在柜檯下面一个磨得发亮的旧抽屉里翻了翻,抽出一本拍纸簿,翻了几页。

“副组长是刘大志。”

张建军的脚步顿了一下。

赵瞎子没注意。他继续翻著拍纸簿,浑浊的眼球在发黄的纸页上缓慢移动。

“组长是个姓孙的,叫孙……孙什么来著。哦,孙德厚。后来调走了,去了武汉铁路分局。剩下的组员嘛,换得勤,记不清了。”

张建军站在柜檯前面,手插在裤兜里,右手的手指碰到了笔记本粗糙的封皮。

笔记本里夹著那张发黄的纸条。

纸条上的铅笔字跡潦草,笔压很重。

刘大志写字的习惯是什么样的?

在值班室里填巡查日誌的时候,刘大志用的是原子笔,蓝色的,下笔偏轻,字跡偏小,工整但拘谨。

铅笔。笔压重。字跡潦草。

像是另一个人的手跡。

赵瞎子合上拍纸簿,把它塞回抽屉里。抽屉的滑轨锈了,推进去的时候发出一声刺耳的吱嘎。

“你问这干啥?”

“隨便问问。”

张建军往门口走去。

推开档案室那扇掉了半块漆的铁门时,走廊尽头的日光灯管闪了一下,发出一声电流过载的嗡鸣。

灯管的光照在水磨石地面上,把他的影子拉成一条细长的黑线,从脚底一直延伸到走廊拐角的墙根处。

墙根下面,靠著暖气管的位置,有一个人站著。

刘大志。

他靠在暖气管旁边,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夹著一根红塔山,烟烧了一半,菸灰结了一截没弹。

他看著张建军从档案室里走出来。

两个人的目光在走廊灰濛濛的灯光下碰在了一起。

刘大志没说话。

他把烟送到嘴边,深吸了一口,菸头的红点亮了一下,照亮了他按在左手中指旧伤疤上的拇指指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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