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看著那个正忙著盛豆浆的女人。
“她当时跪在法庭上哭，说家里有两个孩子，不能进去。我说知道，判缓刑。”
“后来呢？”
“后来男的伤好了，继续打工。女的开了这个早点摊，每天凌晨三点起来准备。两个孩子都上学了，成绩不错。”
她看了一会儿，转身继续走。
“他们不认识你？”
“不认识。”她说，“判完案子，法官和当事人就不再见面了。这是规矩。”
又走了一段，她在一家水果店门口停下。
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正往门口摆西瓜。她盯著他看，看了很久。
“这个也判过？”
“嗯。”她说，“诈骗。他和他老婆一起，骗老年人的钱。卖保健品，一瓶成本二十，卖两千。骗了三十多万。”
“判了几年？”
“三年。”她说，“他老婆也三年，孩子扔给老人带。”
她看著那个正低头摆西瓜的男人。
“他出来半年了，又开了水果店。”
“后悔吗？”我问。
“不后悔。”她说，“但……他老婆死在牢里了，心肌梗塞。”
她继续往前走。
我跟在后面，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男人。他正把西瓜一个一个码整齐，动作很慢，像做什么都提不起劲。
我们走到一条巷子口，她忽然又停下来。
巷子很深，很窄，两边是老旧的居民楼，路灯坏了。
“这儿，去年有个案子。”她说，“一群小混混在巷子里堵人，把人捅死了。主犯十八岁，从犯十五六。家属来求情，说孩子还小，不懂事。我说十八岁，法律上已经是成年人了。判了无期。”
她看著那条黑漆漆的巷子。
“他奶奶跪在法院门口，跪了三天。我没见她。”
“为什么不见？”
“见了也没用。”她说，“法律不是这么讲的。我同情她，但不能因为同情就改判。”
她转身继续走。
灯还在闪，一闪一闪的，像什么人的眼睛。
我们走到一个广场。
很开阔，中间有喷泉，但已经停了。四周是写字楼，都黑著灯，只有几层还亮著，都是加班的。
她站在广场中央，抬头看那些亮著的窗。
“我在那栋楼十七层办过公。”她指著其中一栋，“刚当法官那年，每天加班到半夜两点。那时候觉得，只要够努力，就能让每个案子都公平。”
她低下头。
走到一片老小区，她停下来。
这里的房子很旧，外墙斑驳，楼道里堆满杂物。楼下停著电动车，有的盖著雨布，有的就那么露天放著。
她站在楼下，正要上去，忽然回头。
楼下停著一辆黑色轿车。很普通，但在这个老小区里显得有点扎眼。
它停在单元门口，车门打开，周雨晴从楼中走出来。她低著头，走得很快，像是怕被人看见。
车里还有一个人没下来。
车窗摇下来一半，露出一张脸。男人的脸，四十多岁，寸头，脖子上有一道疤。他盯著周雨晴的背影，笑了一下，然后把车窗摇上去。
黑色轿车开走了。
江澜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这车我见过。”
“去年有个案子。黑社会，涉毒涉枪，主犯叫谭勇，判了十五年。开庭那天，法院门口停著一辆黑色轿车，和这辆一模一样。车牌我没看清，但车型和顏色我记得。”
“那个人，”她的声音在抖，“谭勇的弟弟。谭强。”
她转过身，看著我。
那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碎了。
“小周……她上了他的车。”
“谁？”
“我徒弟。”她说，“周雨晴，去年刚分到法院，我带她。”
那个女孩钻进车里，车门关上，黑色轿车缓缓驶出小区。
江澜站在那儿，盯著那辆车，一动不动。
“她来安慰你家人？”
“应该是。”江澜说，“但她为什么会……”
她抱住脑袋蹲在地上，树影缓缓挪动了几分，她终究站起了身，一言不发往楼上走。
四楼，左边那户。门关著，门上贴著一张褪色的福字。
她站在门口没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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