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的日头刚爬上四合院的槐树梢，洒下一片碎金似的光。小海哥揣著整理好的歌词，早早就惦记著去音乐学院赴李教授的约，脚步轻快地在院里踱著。
就在这时，院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一个穿著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背著帆布书包的年轻人走了进来。他约莫二十出头，眉眼透著股书生的斯文气，刚踏进门坎，就被门口摆弄花盆的三大爷逮了个正著。
“小伙子，你找谁啊？”三大爷扶了扶鼻樑上的老花镜，探著脖子打量他。
年轻人连忙站稳，客气地鞠了一躬：“大叔您好，我姓王，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奉李教授的託付，来请院里一位叫钢蛋的小孩去趟学校。”
“钢蛋？”三大爷眼睛倏地睁大，手里的喷壶都停了，满脸的难以置信，“你找他干啥？这孩子是逃荒来的，跟院里人都还没全混熟呢。”
王同学也没藏著掖著，笑著解释：“是这样的，前几天李教授在路上偶然听见钢蛋唱了一首歌，特別喜欢，想请他过去把曲子写下来，再编编曲，以后唱给全国的小朋友听。”
“我的天爷！”三大爷倒吸一口凉气，心里的算盘珠子噼里啪啦乱响，这逃荒来的小毛孩，居然还会写歌？这可是天大的稀罕事！他刚想追问这歌是咋写出来的，王同学却已经迫不及待地摆摆手：“大叔，您先別问啦，能不能麻烦您带我去找找钢蛋小朋友？”
三大爷这才回过神，拍了拍脑门，暗道自己確实唐突了。他忙不迭地伸手指向对面：“喏，就住那边，东厢房三间，门口那个小孩就是他！”
王同学道了声谢，脚步匆匆地朝著东厢房的方向走去。三大爷望著他的背影，手扶了下瘸腿的眼镜，心里的惊讶劲儿半天都没散，嘴里还喃喃自语：“钢蛋……这小子，藏得可真深啊！”
钢蛋早已准备好了，他听到院子门口发生的事情，於是抬脚走了过来。
迎上来的王同学看著朝自己走来的小孩，率先开口：“你是钢蛋吧？”
钢蛋点点头：“是的，你是？”
“我叫王新，是李教授的徒弟，他的学生。”王新笑著自我介绍，隨即道明来意，“李教授让我来接你去音乐学院。”
小孩哥应了声好，转身就要跟著走。这时李奶奶和兰子也闻声出来送他，兰子拽著钢蛋的衣角，眼睛亮晶晶的：“我可以去吗？我也想去音乐学院看看。”
钢蛋转头看向王新，带著几分恳求的意思。王新笑著应下：“没问题，一起吧。”
兰子欢呼一声，向奶奶告辞，快步追了上来。三人出了四合院，坐上公共汽车，一路往音乐学院的方向去。
下了车，沿著铺著青石板的路走了百余步，就瞧见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大门，这是1950年建院，1958年迁到北京的校舍，1962年时还带著几分新落成的规整气，却又被岁月浸出了几分沉静。
大门不算阔气，两扇朱漆铁门带著简洁的竖条格柵，门楣上掛著一块黑底金字的牌匾，“中央音乐学院”六个字是工整的楷书，透著一股子庄重。门旁立著根灰扑扑的电线桿，顶端的广播喇叭正放著《歌唱祖国》的旋律，调子清亮，飘得满街都是。门房是间十来平米的青砖小屋，窗户擦得透亮，里头坐著个戴蓝布帽的大爷，正低头翻著报纸，听见脚步声便抬眼扫了扫，见是王新领著人，就摆摆手放行了。
进了门，是一条笔直的柏油路，路两旁栽著齐刷刷的白杨树，树干笔直，枝叶繁茂，风一吹就哗啦啦地响。路左边是一片平整的草坪，草色青嫩，偶尔能瞧见几个穿蓝布褂子的学生，或坐或站，手里捧著乐谱低声哼唱；路右边是几栋灰砖红瓦的二层小楼，墙面上爬著绿油油的爬山虎，窗户是木质的，窗欞上糊著半透明的毛边纸，隱约能听见楼里飘出的钢琴声，时而舒缓时而急促，和著风里的蝉鸣，倒像是一曲天然的合奏。
再往里走，柏油路拐了个弯，眼前豁然开朗。正前方是一栋气派的主楼，比两侧的小楼高出一截，外墙是浅米色的涂料，门口立著两根圆滚滚的水泥柱子，门廊下掛著几盏磨砂玻璃灯。楼前的空地上，摆著几张石桌石凳，几个头髮花白的老师正围坐著说话，手里捏著搪瓷缸子，缸沿上还印著“为人民服务”的红字。
王新领著钢蛋和兰子往主楼侧门走，路过一间琴房时，兰子忍不住扒著门缝往里瞧，里头摆著一架擦得鋥亮的黑色钢琴，一个扎著麻花辫的姑娘正坐在琴凳上弹奏，手指在琴键上翻飞，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身上，连带著琴键上的光都跟著跳跃。
走廊里很安静，只听见此起彼伏的琴声、歌声，还有偶尔传来的讲课声。墙壁上贴著几张红纸写的通知，字是毛笔写的，內容无非是“乐理公开课时间”“乐器保管须知”，墙角摆著几盆君子兰，叶片肥厚油绿，给这满是音符的地方添了几分生机。
王新带著他们拐进走廊尽头的一间琴房，门虚掩著，里头传来轻轻的试音声。推开门的瞬间，一个穿著藏青色中山装、头髮梳得一丝不苟的老人立刻迎了上来，脸上堆著爽朗的笑，步子迈得又快又稳。
“哎呀，钢蛋你可算来了！”李教授的声音洪亮，伸手就握住了钢蛋的小手，掌心温热又厚实，“那天在路上，听见你唱那首《冰糖葫芦》，调子甜，词儿也贴民心，我可是盼著你来好几天了！”
小孩哥礼貌的鞠躬“李爷爷好！”
王新在一旁笑著补充：“老师，钢蛋还带了他姐姐兰子！”
李教授这才瞧见躲在钢蛋身后的兰子，眉眼弯得更厉害了：“小姑娘你也来啦？快进来快进来，屋里有糖块，刚从总务处领的水果糖。”
琴房比外头看著宽敞，靠墙摆著一架擦得鋥亮的风琴，旁边的木桌上摊著一沓泛黄的稿纸，几支削得尖尖的铅笔搁在墨水瓶旁。墙角立著一台老式的钢丝录音机，黑沉沉的匣子上刻著“东方红”三个字，看著格外敦实。
“来，钢蛋你坐这儿。”李教授拉著钢蛋坐到风琴前的木凳上，又亲自给他和兰子倒了杯温水，“咱们今天不讲究別的，你就把那首《冰糖葫芦》从头到尾唱一遍，不用拘束，就跟那天在路上唱的一样就行。”
他一边说，一边拿起铅笔，指了指桌上的稿纸：“我把调子记下来，再琢磨琢磨编曲，爭取把这首歌整理出来，往全国的文工团、广播站送，让大傢伙儿都听听这接地气的好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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