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元朝纸钞

景炎六十八年（1343年），大都的秋风带著刺骨的凉意，穿过宫墙的飞檐翘角，捲动著翰林院衙署前的旗帜。

元惠宗妥懽帖睦尔的一道圣旨，让整个翰林院都陷入了忙碌——他下令修撰《辽史》《金史》《宋史》三史，欲以官修史书的形式，敲定王朝正统的传承脉络。

修史工作起初还算顺利，可当史官们落笔撰写《宋史》的收尾部分时，却纷纷犯了难，手中的狼毫笔悬在纸面之上，迟迟不敢落下。

只因这看似寻常的史书编纂，背后竟牵扯著一道尘封多年的宫廷秘闻。

坊间早有传闻：当年崖山一战，宋朝並未真正灭亡，宋室皇族带著残余势力，辗转逃到了日本，仍在海外延续著国祚。

大元极盛之时，曾两次派遣大军征討日本，却都因遭遇颱风等天灾而惨败。

后续的元朝皇帝，既无能力再组织大规模征伐，又深怕中原汉人心中仍存復宋之心，便乾脆下旨昭告天下，宣称宋朝已然灭亡，大元才是天命所归的正统王朝。

舆论一旦被掌控，“胜利”便来得顺理成章。

为了彻底杜绝復宋思潮，元朝还定下铁律：凡是胆敢宣扬“宋朝尚存”的人，一律被打成逆贼，处以极刑。

数轮血腥镇压之后，朝堂內外再无人敢提及此事，元朝才算彻底坐稳了“正统”的名分。

按理说，史官们即便知晓这桩秘闻，也绝不会在官史中捅破——毕竟伴君如伴虎，没人愿意拿自己的性命冒险。

可坏就坏在，就在上月，高丽国王忠惠王派遣的使者，千里迢迢抵达大都，当著元惠宗与满朝文武的面，声泪俱下地控诉：大宋余孽勾结倭寇，屡次侵犯高丽边境，烧杀抢掠，民不聊生。

这番话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在朝堂之上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殿內的汉臣们皆是久经官场的“老演员”，闻言神色丝毫未变，一个个垂首而立，仿佛根本没听懂高丽使者的话，指尖却悄悄攥紧了朝笏。

元惠宗何等精明，见状立刻心领神会，也依葫芦画瓢，脸上摆出一副茫然不解的模样，挥了挥手下令：“將高丽使者带下去歇息，待他把那股子高丽口音改得清楚些，再来面圣。”

这场控诉，最终就这样被轻飘飘地敷衍了过去。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现任东宋日本总督韦青云。

总督一职，位高权重，军政一把抓，又地处偏远，远离中枢管控，本就是个极易滋生野心、割据一方的危险职位。

东宋的文臣们深諳“重文轻武”的祖制，自然不会放任武將长期掌控如此重要的地方。

於是，他们发挥了传统艺能，开始想方设法打压武將——先是將原日本总督骆和调任枢密院，明升暗降剥夺了兵权，隨后接连换上了一个又一个如同魏坐忘般，只懂治民、不懂军事的土大夫担任总督。

韦青云便是其中之一。

他到任后，对日本的具体事务向来漠不关心，只要该收的税收分文不少地缴入国库，境內没有宋人意外死亡引发事端，其余的事情全凭地方自行处置。

在他看来，自己只需在任上安稳待上几年，积累下治理一方的资歷，日后便能调任中央，若是运气好，说不定还能摸一摸相位的门槛。

这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印度有西洋商会的深厚势力盘根错节，即便没有总督严管，地方秩序也能维持；可日本不同，失去了统一的官方势力约束，东宋商人的逐利本性很快便暴露无遗。

赚钱哪有抢钱快？

在商人们看来，宋人的事，能叫抢么？

高丽贼子曾经受中华恩惠，如今却屈身投靠元贼，与蒙元一丘之貉，本就不配享受中华礼遇。

既然是蛮夷，自然无需讲什么道义。

很快，东宋的商人们便纷纷僱佣了一批贫穷的日本武士，组成劫掠队伍，频繁渡过海峡，侵犯高丽边境。

高丽女子在东宋景炎年间一直是畅销品，只需抢来几个卖到澳洲，便能赚得盆满钵满。

宋人与日本武士劫掠得不亦乐乎，高丽国王忠惠王却彻底哭了。

原本高丽就打不过日本，如今再加上装备精良的宋人凑热闹，边境防线形同虚设。

走投无路之下，他只能硬著头皮向大元求援：“大元帝国啊，救救你忠诚的高丽吧！”

可此时的大元，早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哪里还有功夫搭理高丽？

回溯往昔，元朝在统一中原的过程中，为了拉拢汉人世侯与士大夫阶级，给予了他们大量便利，甚至许诺了包税制这种极为宽鬆的制度。

按理说，蒙汉理应同心同德，共创盛世才对，可为何元朝不仅没有蒸蒸日上，反而日渐江河日下？

答案很简单：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古人，打仗或许是一把好手，却根本不懂治国这种高难度的学问。

皇帝要享受，后宫嬪妃、宫娥太监的用度，巡游狩猎的开销，哪一样不需要钱？

治国要给官员发俸禄，地方有灾害了要拨款賑灾，河道淤塞了要修缮水利——桩桩件件，皆需耗费巨额钱財。

可朝堂的国库，早已捉襟见肘。

包税制本就收不上多少税，那些汉人世侯更是如同国中之国的土皇帝，一个个都像貔貅一般，只进不出，把地方財富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没钱怎么办？

元廷很快想到了宋人发明的纸幣——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没钱了，朕就印唄！

宝钞的印刷成本极低，印出来便是真金白银，这比骑著战马、挥舞弯刀四处劫掠来得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