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西洋商会此番操盘,可谓名利双收:既稳稳拿下狮子国作为海外根据地,又通过售卖军械、换取桑达拉抄没的贵族资產,赚得盆满钵满,大量金银源源不断流入商会库房。

杨治凭藉此战谋划之功,深得商会眾商人推崇,被一致推举为西洋商会副会长,从军中將领一跃成为商会高层,可谓一步登天,权势日盛。

消息顺著海路传回东宋澳洲本土,朝中官员听闻此事,无不惊愕无语。起初眾人都以为,西洋商会一群商人远赴海外,能在狮子国打下一小块地方当作定居点,便已是极限;谁曾想,他们不仅剿灭了狮子国所有势力,还反手將对岸强盛的潘地亚王国搅得分裂內乱,这般手笔,实在出人意料。官员们私下议论纷纷,皆在暗自思忖:究竟是印度诸邦战力太弱,不堪一击,还是我东宋国力强盛,器物精良,已然天下无敌?

朝堂之上,叶李再次藉机上奏,提议朝廷派遣专人前往狮子国,监管西洋商会事务,以防其势力日渐壮大,尾大不掉,难以节制。西洋商会此番展露的实力,本就令朝中不少人忌惮,叶李的提议一出,当即获得多数官员赞同,很快便获朝廷批准。

最终朝廷下旨,在狮子国设立西洋监察使一职,核心职责为监察西洋商会的商业行动是否合规,同时明確西洋商会必须履行保护海外宋人的义务,確保宋人在西洋各地不受不公正待遇。

这西洋监察使的权力,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如今西洋商会虽手握巨资、占据地盘,但其所需的商品、军械,乃至核心物资,皆需依赖东宋朝廷供给;一旦朝廷认定商会行事违法,下令断绝货物供应,西洋商会便会瞬间陷入无源之水的境地,不出半年便会土崩瓦解。

西洋商会上下虽满心不愿,忌惮头上多了个监管者,却也深知胳膊拧不过大腿,朝廷旨意难违,只得咬牙接受。只是商人们逐利之心不灭,私下早已达成默契:不过是多了个监管使,大不了日后將利润分润一部分给监察使,彼此心照不宣,这般官场门道,眾人早已熟稔无比,绝非难事。

经此一事,杨治的观点再次得到印证:想要在海外赚取更多金银,绝非单纯通商那么简单,必须深度操控当地诸邦的政治格局。而所有贸易之中,最暴利的货物,莫过於军械。

自此,西洋商会对印度诸邦的政治操控愈发加深,定下明確策略:遇有多个继承人的邦国,便刻意扶持势力较弱的一方,这类继承人根基浅薄,一旦继位,必然极度依仗西洋商会的军械与支持;商会便藉此拿捏权力,换取源源不断的金银与贸易特权。

若遇仅有一个合法继承人的邦国,便暗中收买其国內有权势、有野心的官员,挑动內乱;同时向其敌国售卖军械,资助敌国出兵,刻意扰乱其政局,坐收渔翁之利。

一时之间,印度诸邦战火四起,大小战事连绵不绝,各国贵族为爭权夺利,不惜重金向西洋商会购置军械,大量白银、黄金如同流水般涌入商会库房。

隨著西洋商会与南洋本土的贸易量激增,一个难题愈发凸显:往来商船需运载大量贵金属货幣,不仅占据宝贵的船舱运载量,途中若遭遇风暴、海盗,损失更是难以估量。

如此一来,诞生於北宋的纸幣交子,便顺势在西洋与南洋的宋人商圈中流通开来。早在狮子国被西洋商会攻陷之初,会长张千帆便已上奏朝廷,请求在狮子国设立西洋第一家钱庄,朝廷考量后准奏。

钱庄设立之后,往来商人再也无需押送沉重的金银,在印度诸邦赚取的钱財,可就近在西洋钱庄兑换成轻便的交子,隨身携带;待返回南洋或东宋本土,凭交子便可到对应钱庄兑换等值金银,隨后便能尽享东宋发达的娱乐业。

海外诸国虽也有享乐之处,终究文化迥异,饮食、风俗皆难合宋人胃口,偶尔消遣尚可,久居难免思乡,唯有东宋本土的消遣才能真正慰藉人心。

隨著南洋商业愈发繁荣,交子的使用范围也越来越广,甚至西洋商圈內的宋人商人,彼此交易时已可直接使用交子,省去了往返钱庄兑换的繁琐步骤。

只是眼下,交子仍局限在宋人圈子內流通,外国商人对此始终心存疑虑,绝不肯用自家值钱的货物,去换取一张薄薄的纸片——毕竟海外诸国尚无认可交子的钱庄,於他们而言,交子若不能兑换金银,便是一张毫无用处的废纸。

但外国商人对东宋的贵金属货幣,却是极度认可,趋之若鶩。南宋冶金业本就领先全球,东宋建立后,冶铁、炼金技术更进一步发展,与诸国的差距愈发悬殊:东宋铸造的金银货幣,成色足、分量准,做工精美,不仅便於交易,更具收藏价值。

南洋诸多小国与部落酋长,甚至直接拋弃了本国原本以物易物的模式或粗製货幣,全盘改用东宋的贵金属货幣,东宋货幣自此开始在南洋、西洋地区悄然流通,奠定了货幣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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