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水利

其二，“按田分水，计亩出工”：明確规定，农户按照耕种的土地面积分配用水量，田多者多分，田少者少分，杜绝恃强抢水的现象；同时，每年农閒时节，按照田亩数量摊派工日，组织农户修缮陂塘、加固渠堤，若有农户拒不参与修渠，则罚减当年三成的用水量，以儆效尤。

其三，立 “水则碑” 定標准 ：在乾渠的关键节点，竖立刻有水位刻度的石碑，效仿南宋名臣吴潜在寧波设立的水则碑。石碑上刻有两条关键刻度：水位达到 “涝线” 时，渠长必须立即开闸泄洪，不得延误；水位降至 “旱线” 时，则关闭全部支渠的斗门，优先保障核心农田的灌溉用水。刻度清晰明了，人人可见，从根本上杜绝了徇私舞弊的可能。

文天祥越听越兴奋，目光紧紧盯著图纸上的每一条沟渠、每一座水闸，忍不住击节讚嘆：“妙！妙不可言！叶先生此策，真是解了我东宋的心头大患啊！” 当初初闻叶李的初步方案时，他便觉得构思精妙，如今叶李结合吕宋的实情加以改造，更是考虑周全，堪称惊为天人。

他当即下旨，任命叶李为水利司郎中，全权负责吕宋河水利工程的修建事宜。一时间，吕宋州內的百姓纷纷响应，青壮年男子扛著锄头、推著独轮车奔赴工地，妇女则送水送饭，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功夫不负有心人。吕宋河水利工程修建的第一年，便初见成效。雨季时，洪水被挡在堤坝之外，圩田里的香芋长势喜人；旱季时，山塘水库的水顺著沟渠流淌，滋润著每一寸土地。这一年，香芋的亩產一举突破六百公斤，远超往年。

到了第三年，整个水利工程彻底竣工。再加上耕作技术的不断改进，以及土地肥力的逐年提升，香芋的亩產竟达到了惊人的八百公斤！

放眼望去，吕宋河两岸的田野里，香芋的藤蔓爬满了土地，稻穀的稻穗沉甸甸地弯下了腰。除了偶尔来袭的颱风会带来些许损失，吕宋岛已然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粮產丰厚，百姓富足。

充足的粮食，带来了人口的快速增长。仅仅景炎五年这一年，吕宋岛便新增了五万存活的新生儿。这些孩子中，有一半是宋人与土著女子结合所生。当初南迁之时，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朝廷挑选的大多是精壮的男子，这就导致了东宋境內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宋人女子极为稀缺。无奈之下，许多宋兵和百姓，只能与归顺的土著女子成婚。

对此，文天祥也曾亲自考察过。他发现，宋人与土著结合所生下的孩子，外貌上基本与宋人无异，智力方面也与普通宋人孩童没有差距。他不禁感慨：一个人是宋人还是蛮夷，根本不在於血脉，而在於教化。就像那张弘范，明明是汉人出身，却甘愿为元廷卖命，屠戮汉人，这样的人，又哪里能称得上是汉人呢？

景炎五年，註定是东宋歷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间节点。

在这一年，东宋彻底摆脱了粮食的困扰，凭藉著吕宋岛得天独厚的资源，开始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在这一年，以文天祥为首的东宋朝廷，正式启动了关乎国本的水利工程，为农业的持续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也是在这一年，东宋举行了南迁以来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儘管因百废待兴，参与科考的学子数量不多，但这场科举的意义却非同小可 —— 它向天下昭示著，东宋並非流窜海外的残余势力，而是一个制度完备、秩序井然的正常国家。

同样是在这一年，文天祥力排眾议，颁布了一道前所未有的政令 ——《义务教育法》。

他深知，东宋偏安南洋，远离中原文明的核心，若是任由百姓在这片蛮荒之地自生自灭，久而久之，必然会被蛮夷之风同化，最终沦为与土著无异的部族。为了防止宋人在南洋蛮夷化，文天祥下定决心，推行全民教育。

政令规定：凡东宋国民，无论男女老少，皆需读书识字。八岁以上的孩童，可进入官府设立的学堂免费读书，直至十二岁；若有天赋异稟、立志求学的孩童，则可继续深造，由朝廷供养。至於成年男子，凡是未曾读过书的，皆可在官学中免费听课，学习基础的识字、算数与农桑之术。朝廷更是將刊印好的《三字经》《百家姓》《农桑辑要》等书籍，免费发放给成年男子，鼓励他们自学。

为了激励百姓读书，文天祥还推出了奖励政策：每年定期开设考试，考察百姓的文化水平，凡是能够通过考试者，可减免五年一半的赋税。

这样的政策，在中原大地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究其根本，是因为中原汉人几千年来，始终被飢饿的阴影所笼罩，百姓们终年劳作，尚且难以饱腹，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书识字。读书，从来都只是少数脱產的士族阶层才能享受的特权。

但在吕宋岛，这个困扰中原千年的难题，却被热带气候与高產作物彻底解决了。这里水热充足，作物一年多熟，百姓们只需花费少量的时间耕作，便能收穫足够的粮食，口粮不愁；再加上四面环海，海岸线漫长，近海的渔场渔获丰富，鱼、虾、贝类隨手可得，百姓们的餐桌上，从来都不缺肉食。这片土地，当真是极其富饶。

文天祥常常对著窗外的田野沉思：当地的土著，明明拥有如此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为何始终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无法发展出先进的文明呢？

最终，他在一本古籍中找到了答案：“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粮食对於当地土著而言，来得太过轻易。漫山遍野的野果野菜，隨手採摘便能果腹；隨便撒下一把种子，无需精心照料，来年也能收穫足够的粮食。既然生存如此容易，他们又何必去研究复杂的耕作技术？何必去费心费力地炼铁，打造精良的农具？

文天祥这才恍然大悟：文明的发展轨跡，往往是在艰难困苦之地，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绞尽脑汁，发展出足够的技术；当这些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再来到富饶之地，才能创造出璀璨的文明。若是一开始便居於沃土，缺少了生存的压力，文明反而会停滯不前。

第一代的宋人，是从血与火的中原逃难而来，骨子里刻著吃苦耐劳的精神。即便是积攒了数年的口粮，他们依旧会勤勤恳恳地耕作，不敢有丝毫懈怠。

可是，当第二代的宋人，出生在这片富饶安逸的土地上，从未经歷过飢饿的折磨，从未见识过元军的铁蹄，他们还能保持父辈那种锐意进取的精神吗？

文天祥不知道答案。但这並不妨碍他以最悲观的视角，去考虑这个关乎东宋未来的问题。他不知道如何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只能竭尽全力，推行教育。

他始终坚信：人与野兽的区別，不在於血脉，而在於教育。唯有通过教育，才能让宋人的后代铭记中原故土，传承华夏文明，才能让东宋在这片南洋的沃土上，生根发芽，最终重返中原。

至於这些政策是否真的有效，唯有时间，才能给出最终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