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贝拉忍不住说:“李普曼先生的话真是犀利。”

【至於约翰·安德森先生罗列的“五大现实困难”,更是一种精致的恐嚇。

困难的存在,从来不是放弃的理由。如果只有在条件完美时才能做事,那么什么事都做不成。

贝多芬在耳聋时还在作曲,梵谷生前一幅画都卖不出去。伟大的作品从来不是在完美的条件下诞生的,而是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诞生的。

安德森先生的文章,表面上是在“善意提醒”,实际上是在劝退。

这就像一个人站在悬崖边,准备跳过去。你不是直接拦住他,而是在旁边详细分析:悬崖有多宽,风速有多大,落地时可能受什么伤,成功率有多低。

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但你的目的是打压他的人格。】

接著,李普曼总结道:

【这些批评文章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看起来客观、理性、专业,但实际上都在为权力服务。

它们用各种“善意的提醒”、“专业的建议”、“现实的考量”,来消解甘迺迪的锐气,削弱甘迺迪的影响。

这就是我所说的“倒置的新闻学”。

它把新闻的本质顛倒了。新闻本应该质疑权力,但它却在维护权力。

新闻本应该为弱者发声,但它却在为强者辩护。新闻本应该揭露真相,但它却在掩盖真相。

在这种倒置的新闻学里,偏袒权力叫做“客观”,为弱者发声叫做“偏见”,揭露真相叫做“煽动”。黑就是白,白就是黑。】

亚瑟读到这里,一种被深刻理解的震撼涌上心头。李普曼不只是在为他辩护,而是在为他所做的一切赋予更深层的意义。

【甘迺迪先生正在做的,是一种新闻学的正本清源。他的“新闻武器论”,揭示了新闻的本质。他的讽刺专栏,展示了新闻的另一种可能。他的戏剧尝试,拓展了新闻的边界。

这些尝试可能不完美,可能有缺陷,可能会失败。但它们是必要的。

只有通过这样的尝试,我们才能打破那种倒置的新闻学,才能让新闻回归它应有的位置,站在人民一边,而不是站在权力一边。

新闻界需要一场革命。不是推翻什么,而是恢復什么。恢復新闻的本来面目,恢復记者的职业良知,恢復媒体的社会责任。

甘迺迪先生的尝试,就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让我们支持他,不是因为他是英雄,而是因为我们都应该成为这样的人。

真理不会因为说出它的人年轻而变得不真实,正义不会因为捍卫它的人业余而变得不正义。

在真相和权力之间,在人民和官僚之间,在勇气和怯懦之间,总要有人做出选择。

甘迺迪先生做出了他的选择。现在,轮到我们做出我们的选择了。】

亚瑟看完,深吸一口气,觉得不够过癮,重新拿起那本《大西洋月刊》,又看了一遍李普曼的文章,心中斗志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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