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是真正的专家,有些人只是会写漂亮文章的文人。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需要报社的支持。

评论家的生存依赖於报纸给他们的版面。没有版面,他们的文章就没人看。

没人看,他们就失去了影响力。失去影响力,他们就什么都不是。

所以,当托马斯打电话给他们时,他们都很客气。

他第一个致电自家报社的人,《纽约日报》的罗伯特·本奇利,请他从专业角度分析亚瑟的剧本创作,並“客观指出可能面临的困难”。

接著,他打给《美国信使报》的乔治·简·內森,暗示在经济困难时期,亚瑟將精力投入戏剧存在“优先级问题”。

最后,他联繫《纽约晚报》的约翰·安德森,请求以新闻报导形式提及该项目“在团队、资金和场地方面面临的挑战”。

第二天,三篇文章同时发表。

首先发难的是罗伯特·本奇利在《纽约日报》的专栏,题为《段子不等於戏剧》。

他开门见山地承认:“亚瑟·甘迺迪的创作笔记充满了讽刺与幽默,但有趣不等於有效。”

他认为戏剧的基石並非笑料的堆砌:“戏剧需要结构、节奏与共鸣,而不仅是笑声。”

在他看来,亚瑟的聪明段子如同散落的珍珠,缺乏一根贯穿的主线。

“它们讽刺了官僚逻辑,却缺少人性的温度与希望的微光。观眾笑过之后,恐怕只会感到一种聪明的空虚。”

本奇利的文章写得很专业,引用了很多戏剧理论。

他提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提到了莎士比亚的结构技巧,提到了现代戏剧的发展趋势。

他的结论是:亚瑟需要学习,需要找专业导演,需要和专业演员合作。否则,这个项目很可能会失败。

紧接著,乔治·简·內森在《美国信使报》上拋出了一个更尖锐的议题:《艺术还是救济?》。

他將討论拔高到社会资源的道德分配层面。

“在经济崩溃、无数家庭陷入困境的当下,我们必须质问资源的优先级。”

他並不否认艺术的价值,但强调:“戏剧可以等,但失业工人不能等。”

他认为,將工会有限的场地与资源用於就业培训或社区救济,或许比上演一出政治讽刺剧更为紧迫。

“人们此刻最需要的是一份工作,而非一堂关於政府运作逻辑的课。”

他看似宽容地建议:“也许甘迺迪先生应当等待一个更合適的时机。”

最后,约翰·安德森在《纽约晚报》的报导《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中,则扮演了务实分析者的角色。

他冷静地罗列了项目將面临的五重现实挑战。

他的结论是:“理想很美好,但现实很骨感。从理想到现实的距离,往往比想像更远。”

他虽未直接否定,但其列举的每一个问题,都意在勾勒出一个业余理想主义者面前那看似难以逾越的鸿沟。

三篇文章,分別从艺术性、社会性、可行性三方面构筑了一道批评的阵线。它们共同的潜台词是:亚瑟·甘迺迪,一个写专栏的编辑,或许该待在更熟悉的领域。

这些文章发表后,舆论开始出现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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