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轻军官笑了笑：“刘部长，我们这边有个排待命，昨晚又调了一个班过来。请您放心。“
刘海中略有些失望的点了点头，没再多说，推门走进了放映厅。
第二天的放映，依然没有人敢来衝击。第三天的队伍更长了一些，第四天开始有穿著学生制服的女学生结伴而来，散场时眼眶红红的，走在路上谁也没说话。第五天，东京下了一场小雨，但等候区依然站满了人，有人撑著伞，有人乾脆冒雨站在队伍里，雨水顺著头髮往下淌，却没有人先走。
第六天和第七天，情况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原本聚集在会馆对面抗议的那几十个人，不知从哪一天起，人越来越少，最后两天基本看不到举標语的人了。取而代之的，是在放映厅门口排著的那条更长、更沉默的队伍，以及在街角默默望著那些黑白照片的零散路人。
与此同时，街上开始出现一些口口相传的议论。有人在电车车厢里低声討论电影里的画面；有人在便利店门口拿著报纸上那几行简短的报导，反覆看了好几分钟；甚至有几个住在附近的老人在自家门口摆了张矮桌，桌上放著一壶茶和几只杯子，路过的观眾走累了，可以在那儿歇歇脚，喝口茶，不用付钱，也不用说话。
其中一个老人约莫七十多岁，头髮全白，背弯得很厉害，坐在自家门槛上，看著那些从会馆方向走过来的、红著眼睛的年轻人，沉默了很久，然后对路过的一个记者说了一句：“有些事情，我们这一代不敢讲，可总有一代是要偿还的。现在有人替我们讲了，让那些什么都不知道的年轻人去了解那些某些人不希望他们知道的是，他们做的很好。“
那位记者把这段话记了下来，当晚就发回了报社。
第七天傍晚，最后一场放映结束，展映周正式落幕。刘海中没有急著走，而是带著周中校在会馆里走了一圈，查看场地和设备的收尾情况。走到侧门时，他看到那个东大的年轻军官依然站在路口，没有撤走的意思。
刘海中走过去，让他的秘书从隨身的包里掏出一包没开封的南汉特供香菸递过去：“辛苦你们了。“
那年轻军官推了一下，没推掉，接过来笑了笑：“谢谢刘部长，您太客气了。我们连长说了，往后若是南汉在小矮子国还有这样的活动，隨时打招呼就行，我们来布岗。“
刘海中拍了拍他的肩膀：“行，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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