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隆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了一下，没有说话，但那股无形的压力让郑国涛后面想说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
郑国涛意识到，自己的“坚持”在高隆的怒火和冰冷的现实面前，是多么的无力。一种前所未有的挫败感，混合著对自己理念的怀疑，悄然涌上心头。
他第一次感到，自己带来的那套看似先进的“规则”，在北川这片复杂的土地上，是真的水土不服。
压力来到了胡步云这边。苏永强和郑国涛都表了態，一个“委屈”地揽责並暗指別人激进，一个“坚持”方向但承认执行有误。他该如何出牌？
胡步云没有立刻说话，他端起自己面前那杯茶，喝了一小口，熬夜而有些混沌的头脑稍微清醒了一些。他放下茶杯的动作很轻，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高副总，永强书记，国涛省长，”他的声音带著一种沙哑，却异常沉稳，“刚才永强书记和国涛省长都做了深刻的检討，我也同样深感痛心和自责。”
他开场先定了调子，与前面两人保持一致。
“作为分管党群和政法工作的副书记，我在南乐事件中，至少有两方面的重大失职。第一，在配合省政府推动相关政策和重大项目落地过程中，对於可能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和极端风险，预判严重不足，嗅觉不灵敏，未能及时、有力地向省委和省政府主要领导提出预警和建议，存在严重的『配合』思想，缺乏应有的政治敏锐和担当。”
他这个“配合思想”的检討，极其刁钻。
既点明了自己是“配合”郑国涛的工作，又把“预判不足”的责任揽了过来，听起来姿態很高，实则不顾廉耻地將问题的根源引向了郑国涛主导的政策本身。
特么的我正是因为要“配合”你郑国涛，所以才忽略了风险。
“第二，”胡步云继续说道，“在事件苗头出现，特別是之前发生矿工聚集时，我们政法系统，包括我本人，反应不够迅速，处置策略过於依赖常规程序和部门分工，未能第一时间形成强大合力，將事態控制在萌芽状態。在舆论引导方面，我们也显得被动和滯后，未能有效抢占话语权，导致负面情绪不断堆积、发酵，最终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这方面，我负主要责任。”
他把政法系统和舆论引导的失分也扛了下来，这同样是郑国涛可以指责他的地方，但他主动先说了。
连续两条“自责”，態度不可谓不诚恳，姿態不可谓不高。
然而，就在苏永强和郑国涛都以为他打算“躺平认错”时，胡步云话锋陡然一转：
“但是，现在不是我们坐在办公室里追究责任、划分责任的时候。责任当然要追究，事后请组织严肃处理我，我绝无怨言。当务之急，是立刻行动起来，处理好南乐的后事！”
他的声音提高了几分，带上了一种决断的力量：“第一，要全力以赴，侦破三起灭门案！这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这是对党和政府公信力的公然挑衅。我已经责令程文硕同志，调动全省最精干的刑侦力量，进驻南乐，限期破案！无论涉及到谁，一查到底，给死者家属，给南乐人民，也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
“第二，要妥善做好善后，稳定民心！”他条理清晰，“立即由省委牵头，成立南乐事件善后工作组，我建议由永强书记掛帅，国涛省长和我具体负责，立刻带著民政、財政、人社、国资等部门的负责人，奔赴南乐！当务之急是：足额、立刻发放拖欠的补偿款和安置费用，不能再用任何理由拖延！同时，要对所有因关停煤矿而失业的人员，进行详细的登记造册，一人一策，提供实实在在的再就业岗位和培训，省里財政再困难，这笔钱也必须优先保障！要让他们看到希望，感受到组织的温度和关怀！”
“第三，”他目光扫过苏永强和郑国涛，最后回到高隆脸上，“我们要从根本上反思。北川的转型之路到底该怎么走？我认为，既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京都精神，淘汰落后產能，推动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充分考虑到我们北川的省情特点、发展阶段和社会的承受能力。任何脱离了实际情况的『一刀切』，任何忽视了『人』这个核心因素的改革，都可能事与愿违，甚至引发新的、更大的风险。我们需要找到的，是一条既积极又稳妥，既著眼长远又顾及当下，真正属於北川的、平稳的转型之路。”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