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的问题各不相同,但几乎都有对政府打搅的不满。

在游戏工作室,几个九零后创始人把他领进一间堆满手办和分镜稿的会议室,说话很直。

“周书记,我们最怕的不是市场竞爭,是莫名其妙的人来关心我们。

想必您应该也知道我们这种公司,靠的就是智力和灵感,有时候正有灵感准备大干一场,结果包联干部来了。

不接待还不行,谁知道他们会不会给我们穿小鞋,不是消防不行就是这不行那不行。

因此,包联干部每次来,我们得停下工作陪他参观、开会、拍照。

拍完照走了,我们连他叫什么都没记住。

关键是,他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也不让我们把真问题往上递。

我问过他,为什么不能报,他说不是他不报,是市里不让报。”

“市里不让报?”周泽川的笔悬在纸上。

“对。后来我们明白了,市里搞这个活动根本不是为了帮我们解决问题,而是政绩。

怎么才能有政绩,就要看台帐上的困难数了。

困难从哪来?真困难他们解决不了,就只能製造假困难。

解决一条『园区路灯不亮』,这也是成绩。”一名95后小伙不屑的撇了撇嘴。

周泽川在笔记本上重重的写下了形式主义,错误政绩观一行字,这是他接下来要整顿的重点。

在生物医药公司,年轻的创始人李洋递给他一沓银行贷款否决函。

“周书记,我们这类企业最大的困难就两个字,没钱。

个人小额贷款,银行知道你能还得上,追著给你放。

小微企业大额贷款,把公司估值、专利证书、订单合同全压上去,银行还是说不行。

我们没有厂房,没有设备,唯一的资產就是人脑子和实验室数据,但在银行眼里,这些都抵押不了。

希望政府能帮我们做信用担保,哪怕只是部分担保。”

周泽川认真的记下这个问题。

回去的车上,周泽川闭目养神,开始回忆民营企业反馈的问题。

形式主义,讲真话难,融资壁垒,產学研脱节,外贸背书缺位……

这些问题,充分说明汉东的营商环境还是不佳,还有待於提升。

第二天,周泽川接著又调研了一天,问题依旧是大同小异。

心中有数之后,他將常海宏叫到自己办公室。

“这次我下去跑了两天,企业对你们京州市『千名干部包联千家企业』活动的意见很大。”周泽川开门见山。

常海宏急忙解释道:“周书记,我的初衷是帮企业渡过难关,推动京州市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问题就出在『初衷』上。

你的初衷是帮企业解决问题,但企业反映的是你们不仅没解决,还增加了负担。

你有没有看企业反馈的问题?那里面究竟有几个是企业真的需要政府帮忙解决的困难?”周泽川反问道。

常海宏张了张嘴,没有出声。

他该怎么解释,自己的用意是帮助民营企业解决问题,是下面人执行出现了偏差。

周泽川没继续耗下去,话锋一转:“今后市里制定涉企政策,必须先听服务对象的意见。

政策出台后,要定期进行满意度测评,把企业的真实评价纳入考核。

不要拍脑袋决策,数据造假会上癮。

你今天假造了一百个已解决困难,明天就敢假造一千个,到最后连自己都信了。”

常海宏脸色有些白,他听出了周泽川的不满。

常海宏走后,周泽川拿起座机拨通了省长雷皓的电话。

“我是雷皓,周书记您有何指示!”

“雷省长,昨天调研我带回了一些企业实实在在提出的困难,我让海涛待会送给你。

另外,我想让你以省政府的名义向全省所有民营企业进行困难问题线索徵集,咱们改天在常委会討论解决。”

“好的周书记,我马上安排。”雷皓急忙回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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