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预期的好。”沃格尔抬起头，眼镜片后面的眼睛里闪著光，“副部长看完材料后，没有立刻否决，而是让秘书安排了一次內部討论会。郝普特参加了，还带上了几个案例——都是那种家在西德、本人又不算重犯的政治犯。”
“然后呢？”
“然后副部长问了个关键问题。”沃格尔喝了口汤，“他问，如果释放这些人，西德那边愿意付多少钱？”
维尔纳的手指敲了敲桌面：“他问价格了？”
“对。”沃格尔点头，“这就说明，他们不是在討论该不该做，而是在討论怎么做。
“”
维尔纳靠在椅背上，点燃一支烟。教堂的钟声从远处传来，低沉而缓慢。
“不止司法部。”沃格尔继续说，“郝普特还联繫了外交部和內政部的几个人。外交部那边，有个叫克劳斯·博林的处长，对这个想法很感兴趣。他说东德在国际上形象不好，如果能通过“人道主义释放“来改善形象，同时又能换来外匯，这是双贏。”
“內政部呢？”
“內政部更谨慎。”沃格尔说，“他们担心放人会被西德宣传机器利用，说成是东德认输。但郝普特的说法是，只要操作得当，包装成“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关怀“，反而能占据道德制高点。”
“对了。”沃格尔问，“那些已经放出来的人怎么样了？”
维尔纳放下勺子，压低声音：“现在有十三个，都在我安排的安全屋里等著离境批文””
。
“那就好。”沃格尔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关於离境操作，必须有一套完整的操作框架。所以我花了三周时间，起草了这个。”
他把文件推到维尔纳面前。
封面上写著：《关於基於人道主义考虑的特定人员释放与安置程序的法律意见书》。
维尔纳翻开第一页，密密麻麻的法律条文映入眼帘。
“这份框架有两个重点。”沃格尔说，“第一，让释放標准更宽鬆，不需要郝普特这样的官员承担太大风险一只要符合条件，就能按程序审批，不需要私下运作。第二，明確释放后的离境程序，让这些人，能通过正规渠道出境，而不是偷渡。这样我们的风险也小很多。”
“我把所有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都考虑进去了。”沃格尔接著说，“第一部分是释放標准什么样的人可以被考虑释放。我列了五条：一、刑期已过大半；二、罪行不涉及暴力或间谍活动；三、有西德亲属愿意接收；四、本人表示悔改；五、释放后不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这五条够宽了。”维尔纳说。
“必须宽。”沃格尔推了推眼镜，“太严格的话，能释放的人太少，操作空间就小。
但也不能太宽，否则上面不会批。这五条是我反覆权衡后的结果。”
他翻到第二页：“第二部分是程序。谁来申请、谁来审批、需要哪些部门签字、每个环节多长时间一全都写清楚了。这样可以避免推諉扯皮，也能保证每个环节都有人负责。更重要的是，有了明確程序，郝普特这样的人就不用冒那么大风险了。”
“第三部分呢？”
“定价机制。”沃格尔压低声音，“这是最敏感的部分。我没有写具体价格，因为那样太露骨。我写的是定价原则“一根据释放人员的年龄、健康状况、教育程度、刑期长短来综合评估。原则上，西德支付的费用，应该能够覆盖东德在关押、教育改造方面的投入，並略有盈余。”
维尔纳笑了：““略有盈余“这个说法不错。”
“必须这么写。”沃格尔说，“如果直接说“卖人“，上面肯定不批。但说“覆盖成本並略有盈余“，就变成了合理的经济行为。”
他翻到最后一页：“第四部分是保密条款。整个操作必须低调进行，不对外公开宣传。对內说是“人道主义释放“，对外什么都不说。而且目前的计划是小批量、秘密进行，不会大规模推广。这样既能避免西德的宣传攻势，也能避免东德內部的质疑。”
维尔纳合上文件，点燃另一支烟。
小批量秘密进行？这跟他前世记忆里的情况一致。政治犯交易真正大规模展开，要等到1964年，东西德关係稍微缓和一点。但现在能开这个头，已经很不错了。开了头，路就通了，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
“你打算把这个交给谁？”维尔纳问。
“司法部的朋友。”沃格尔说，“他会转交给更高层。如果高层认可了，就会召集相关部门开会討论。到那时候，我们就成功了一半。”
“另一半呢？”
“另一半是实际操作。”沃格尔说，“就算上面批准了，具体执行起来还会有各种问题。谁来跟西德谈判？钱怎么转？人怎么送？这些都需要有人去协调。”
“你打算怎么办？”
“我已经想好了。”沃格尔说，“如果框架获批，我会主动请缨，说我愿意担任“技术顾问“，负责法律文件的起草，和程序的监督。这样我就能参与整个过程。”
维尔纳看著沃格尔，半晌才点头：“你很精明。”
沃格尔摘下眼镜，用手帕擦拭镜片：“贝特利希，我在东德当了十五年律师，见过太多复杂的案子。这种涉及多部门、多环节的事情，如果没有专业人士把关，肯定会一团糟。”
他戴上眼镜，眼神变得锐利：“而且说实话，这件事如果做成了，对各方都有好处。
那些政治犯能回家，西德家庭能团聚，东德政府能赚外匯。我作为律师，能从中获得合理的报酬，这也是我应得的。”
维尔纳笑了：“你说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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