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所有生意。”安娜说,“他最近拿到了一份报告,在调查偷渡出境的东德人,报告显示有人在帮他们组织出逃。他已经盯上你了。”
“他有证据吗?”
“还没有。”安娜摇头,“但他在查你的帐目,查你的人际关係,查你接触过的每一个人。他还专门派人去监视你常去的地方。”
维尔纳沉默了几秒。
冯克不是傻子,他早晚会怀疑。
但现在,时机不太对一他刚和沃格尔谈好合作,正准备大干一场,如果这时候被盯上,后面的计划都得泡汤。
“我能拖多久?”维尔纳问。
“不知道。”安娜说,“但你最好做好准备。冯克这次是认真的,他想拿你立功。”
“你能帮我?”
安娜沉默了一会儿,最终点点头:“我会儘量拖延他的调查,但我也不能做得太明显,不然他会怀疑我。”
维尔纳看著她:“为什么要帮我?”
安娜笑了,笑容有些苦涩:“因为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如果你倒了,我也活不了多久。”
维尔纳没再多问,他站起来准备离开:“谢了。”
“小心点。”安娜说,“別让冯克抓到把柄。”
维尔纳走出咖啡馆,外面天已经快黑了。街上的路灯亮起来,把积雪映成暗黄色。他裹紧大衣,往住处的方向走,脑子里飞快地盘算著接下来该怎么办。
冯克开始查他了,这是早晚的事。
但沃格尔的出现给了他一个新的机会一如果能把送人的生意,包装成“合法程序”,就算冯克查到了,他也能有个说法。
维尔纳加快了脚步。
街上的人越来越少,只有他一个人的脚步声在雪地上响著。
****************
沃格尔第二次来教堂的时候,带了三份档案。
维尔纳坐在会客室里,一份份翻看。
档案很厚,里面夹著判决书、服刑记录、家属申请,还有一些手写的信件。
字跡歪歪扭扭,有些地方被泪水晕开了。
“这三个人都是政治犯。”沃格尔说,“第一个叫埃里希·穆勒,四十二岁,因为散发西方报纸被判五年,已经服刑三年。第二个叫卡尔·布劳恩,三十六岁,因为组织非法集会被判七年,服刑四年。第三个是个女的,叫格蕾特·施密特,二十八岁,因为试图越境被判三年,刚开始服刑。”
维尔纳合上档案:“家属在西德?”
“都在。”沃格尔点头,“而且都愿意出钱。穆勒的弟弟在汉堡开工厂,能出两万西德马克。布劳恩的妻子改嫁了,但前妻的新丈夫是个医生,也愿意出一万五。施密特的父母在慕尼黑,能出一万。”
维尔纳算了算,三个人加起来四万五千西德马克。按现在的黑市匯率,大概相当於二十万东德马克。这是笔大生意。
“你觉得能搞定吗?”维尔纳问。
沃格尔沉默了一会儿,摇了摇头:“不好说。这三个人的案子都很棘手,尤其是布劳恩,他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者“,这个罪名很重。司法部那边不一定肯鬆口。”
“那你准备怎么办?”
“先试试最容易的。”沃格尔说,“施密特的案子相对简单,她只是试图越境,没有组织活动,也没有散发传单。我可以包装成“年轻人一时衝动“,然后以“家庭团聚“的名义申请人道主义豁免。”
“需要多久?”
“至少三个月。”沃格尔说,“我要先去监狱见她,然后写申请报告,递交到司法部,等审批,再去外交部办手续。每个环节都要打点,都要花时间。”
维尔纳皱起眉:“三个月太久了,如果每个人都需要这么长时间,我们的生意可就不划算了。”
“那你想怎么办?”沃格尔问。
维尔纳站起来,走到窗边,看著外面的街道。雪还在下,街上几乎没什么人。
他想了很久。
他一直在观察,在等待合適的时机,没有贸然提出这个想法。
现在看来,时机差不多成熟了。
或者说,他必须主动推动这件事了。
哪怕提前加速歷史进程,也没关係,毕竟只有官方渠道打通,这笔生意才能真正做大做强。
单靠现在这样偷渡,或者为每个政治犯,去耗时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打官司,终究只是小打小闹。
维尔纳转过身:“我们得换个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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