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在县衙以下设立坊市厂乡镇衙门，直接管理基层民政事务。
“诸位以为，是否可行？有何难点？应该注意什么？”
罗贯中觉得朱桓已经领会到了自己的暗示，心中顿时就鬆了口气。
新洲没有根深蒂固的乡绅地主，同时土地又广阔无边。
唯一的威胁是野人，但是军户全都能持枪，而且是集体开荒，根本无惧野人。
正所谓白纸好做画，朱桓去了新洲把田分下去，就能稳如泰山了：“殿下此举实乃善政，將来新洲吴国必將是乐土。”
其他人听著也都是连连点头，依次开口表示了赞同和支持。
在传统官员看来，朝廷均田且只收单一田税，百姓肯定能安居乐业。
在朱桓看来，均田是中原和江南为此社会稳定的基础制度。
从汉代开始到现代两千余年，一直是都非常好用。
因为中原和江南的土地產出极高，在全世界都能排到最前列。
稍微有个十几亩地，就足够一家人安居乐业。
但土地的价值和產出过高，也限制了这些地方的商业发展。
欧洲，特別是北欧地区，看似有一大片平原，但是因为气候和土壤原因，自然状態下的农业產出相对较低。
“种收率”是欧洲中世纪常用的农业收益评估办法。
也就是种下去的种子重量，与收穫的粮食数量的比例。
在中世纪前期的英国和法国等地，种收率通常只有一比三到一比五，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出现一比二。
在田里种下一斤种子，最终只能收穫三到五斤粮食，极端情况下只有两斤。
到了中世纪后期，农业技术大发展之后，才有些地方突破了一比十。
还必须实行轮作，土地不能连续耕种，否则產出还会降低。
这样的现实状况，导致欧洲农业產生了种收率概念。
而在古代的中原地区，在秦汉时期可能就在一比十以上了。
宋代以后开发了江南，水田的种收率甚至可以达到一比二十。
特別肥沃的土地，再加足够的农家肥，甚至能达到一比三十。
因为比例从一开始就很大，关键是还不需要轮作，土地能够持续產出。
这导致东方古代从一开始就没有形成种收率概念。
没有人觉得需要算那种算法。
同时也早早的就跑贏了畜牧业，唐朝的时候中原就几乎没有畜牧业了。
唐宋的农业技术革命之后，农业產生不再依赖庄园，形成了小农社会。
但是欧洲西部的很多地方，农业收益长期跑不贏畜牧业。
所以西欧的畜牧业一直没有被农业淘汰。
英国种田一比五的极低种收比，只有大规模的庄园农奴制才能维持生產。
与此同时，工商业一旦產生利润，就很容易跑贏农业。
这也是英国实行重商主义的基础。
英国重商主义是英国社会现实状態的反馈，而不是君主主观强行支持商业。
在工业革命前夕，英国的羊毛纺织业利润高，所以產生了羊吃人的圈地运动，逐步席捲英国全国。
而在东方的江南地区，利润更高的桑蚕產业，都无法完全碾压传统农业。
最简单的改稻为桑到底要不要干，地主和商人们都做不出一致的决定，更不用说用畜牧纺织业取代农业了。
想要在东方搞羊吃人，根本就搞不出来。
就算是勉强搞起来了，以古代中国百姓较低的造反忍耐閾值，圈地规模扩大之前朝廷自己就已经被流民叛军掀翻了。
如果要在东方古代鼓励民间自行商业化和工业化，必须严格控制土地兼併。
否则商人赚了钱就会去买地，用土地作为对抗风险的基础。
因为土地真的能赚钱，而且收入非常的稳定。
传统手工业虽然利润相对较高，但是却远不如农业生產稳定。
东方传统工商业自己打不贏农业，放任土地兼併还容易引发叛乱和社会动盪。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插手支持工商业发展的手段，就是强制均田。
每个家庭只有一小块土地，虽然稳定但是无法富裕。
想要获得更高利润就只能投资工商业。
这是东方社会主动工业化之前先土改的真正逻辑。
无论中国本土，还是倭国、高丽、夷州、安南，都是这么做的。
只不过古人只发现了控制兼併能维持稳定，没有找到稳定之后能做的事情。
大部分时候是为了稳定而稳定，没有出现问题就做什么。
对於新洲的吴国而言，情况可能更加复杂。
南新洲的大平原，土地肥沃而且温暖湿润，这里简直是种田圣地。
关键是这里有大量容易开垦的荒地。
所以想要在这里发展工商业，单纯的均田並禁止土地交易，都不一定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这里的土地完全没有稀缺性。
在军屯转州县之后，若是朝廷禁止垦荒，甚至可能会导致百姓逃亡。
早期只能由朝廷组织官营產业，用收到的赋税僱佣百姓做工，先把重要的基础的工厂建设起来。
让工商业本身產生大量成果之后，再给工匠一些额外的福利，才能把工厂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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