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源自民族记忆最深处的悲愤，在他胸中激盪、冷凝。
同情？
在东瀛右翅膀势力彻底消亡，在东瀛这个国家从上至下、真心实意地正视它自己在那场战爭中所犯下的全部罪行，並跪下向我们三千五百万军民的血泪亡魂懺悔道歉之前一在这之前，所有的“同情”都是对我们自己歷史、对我们自己无数先烈和死难同胞最无耻的背叛。
他仿佛能看见，在那片名为歷史的苍穹之上，三千五百万双未能瞑目的眼睛，正透过时空，静静地、死死地凝视著这里。
这份沉重的凝视，无人有资格替他们原谅。
下午的广岛国际会议场，氛围与上午的沉重压抑截然不同。
会场內灯火通明，人头攒动。日方显然提升了接待规格，不仅会场布置得更为正式，到场的人物更是重量级，堪称东瀛文坛的半壁江山。
除了上午已见的大江健三郎、井上厦，赫然在座的还有及时赶来的井上靖、“市民派”作家小田实、充满现代主义荒诞感的开高健、女作家泽地久枝。
一时间，会场內星光熠熠，表面上至少是觥筹交错，一派融洽的学术交流景象。
松本清脸上的笑容也真诚了几分，忙著为双方引荐。
会议开场，井上靖先生作为日方最德高望重者，首先致辞。
他声音温和，从宏大的文明史视角切入：“————人类文明如长河，战爭与灾难如同险滩暗礁。
广岛的悲剧，不仅是东瀛的伤痕，更是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次深刻断裂。
文学，作为文明的载体，有责任记录这伤痛，並思索如何让文明之舟，避免再度触礁。”
他的发言格局宏大，充满了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立刻为下午的会议定下了一个理性而高远的基调。
隨后，各位作家依次发言，观点交锋，异彩纷呈。
小田实的发言充满了行动派的激情，他挥舞著手臂：“文学不能只是书斋里的哀嘆！它必须走向街头，化为行动！我们要用笔阻止下一场广岛，要用文字构筑和平的防线！作家应该是语言的游击队员”！”
他的激烈与开高健形成了鲜明对比。
开高健用一种略带疏离和冷峻的语气说道：“我们创造了核”这个完美的毁灭象徵，它像一座无形的金字塔，压在每一个现代人的心头。
我们写的不是广岛，而是在写被困在这座金字塔下，既恐惧它，又依赖它，甚至崇拜它的，我们自己的荒诞处境。”
泽地久枝女士则拿出了她標誌性的严谨，她展示了搜集到的史料，讲述了原子弹爆炸后，女性在重建家庭、照顾伤者过程中承受的双重乃至三重苦难。
她的敘述冷静、客观，却因其巨大的事实力量而更具感染力，使得几位东大女作家频频頷首。
大江健三郎在此时进行了总结性的发言，他將上午未及展开的理论深化：“我们必须成为广岛人”，这不是一个地域身份，而是一个精神身份。
意味著我们要將这种终极的危机感內在化，並在此基础上，思考何为人性的尊严，何为人类的希望。这正是我所说的“核时代的想像力”————”
整个下午，会议在一种高水平的、充满智力激盪与人文关怀的氛围中进行，表面上完全是一场成功的、深刻的国际文学交流。
日方作家们展现出的思想深度、流派多样性和对社会责任的担当，確实令中方代表团成员，包括杜鹏成在內，都暗自頷首，感受到了世界文学的广阔。
当然也只是从文学深度上。
然而，就在会议即將圆满结束，气氛最为融洽之时，许成军举手要求发言。
他之前一直安静聆听，记录要点，此刻他站起身，目光扫过在场的所有东瀛作家，语气平和却带著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感谢各位老师的精彩见解，让我受益匪浅。尤其是关於將危机感內在化”、成为广岛人”的论述，极具启发性。”
他略微停顿，仿佛在斟酌词句，然后继续说道：“这让我联想到一个或许不干分恰当，但能表达我此刻感受的比喻：如果说，核武器的阴影是悬在全人类头顶的、共同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那么，对於未曾亲身经歷他国侵略苦难的民族而言，理解广岛”，或许就像是试图去理解茶杯中的风暴”一一我们能想像其剧烈，却难以体会其毁灭性的全部细节。”
他话锋一转，声音清晰而坚定：“但是，对於曾饱受殖民与侵略之苦的民族来说，他们所承受的，是那片风暴”本身。当风暴在你的家园、你的土地上肆虐，吞噬你的亲人，摧毁你的文明时，你所思考的，首先必然是如何在风暴中倖存，如何让风暴停止，以及风暴因何而起。”
“因此，我完全赞同文学应超越国界，关怀人类共同命运。但或许，在通往这个宏伟目標的道路上，我们首先需要一份共同的歷史认知”作为路基。否则，所有的同情与共情，都可能建立在流沙之上，无法承载通向真正和平与理解的重量。”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各位。”
许成军微微鞠躬，坐了下来。
会场陷入了一片短暂的、意味深长的寂静。
他没有激烈地指责，也没有纠缠於具体的歷史问题，而是用一个精妙的比喻，將双方立场的根本差异，以及达成真正理解的唯一前提，清晰地、体面地、却又无法迴避地摆在了所有人面前。
他这番发言，如同在平静和谐的湖面上，投下了一颗深水炸弹，表面波澜不惊，水下却已暗流汹涌，让在座的所有东瀛作家，都必须直面这个他们一直在迴避的核心问题。
井上靖先生深深地看了许成军一眼，目光中充满了复杂的意味。
大江健三郎则陷入了沉思，手指无意识地敲击著桌面。
下午努力营造的“融洽”氛围依然存在，但其底下，一种更为真实、也更为艰难的对话，似乎才刚刚开始。
杜鹏成在一旁，用力抿著嘴，才没让自己笑出声来，只能在心里暗赞一句：“这小子，总能在最关键的地方，戳破那层窗户纸！乾的漂亮！”
在许成军发言后那片刻的寂静与沉思中，所有人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了东大代表团的团长，一直端坐聆听的巴先生。
巴老也没有犹豫。
在许成军说完他说的话之后。
他收齐了早已准备好的一套说辞。
他缓缓站起身，步伐略显迟缓却异常沉稳，走到了发言席前。
午后的光线透过会议场的窗户，映在他清癯而布满皱纹的脸上，那副深色边框眼镜后的目光，一如既往地温和，却蕴含著看透世事的澄澈与坚定。
他没有立刻开口，而是用目光缓缓扫过在场的每一位东瀛作家，如同一位慈祥而严肃的长者，在开启一次重要的家庭对话。
会场彻底安静下来，连纸张翻动的声音都消失了。
“感谢井上靖先生，大江健三郎先生，以及在座的各位东瀛同仁，”
他的声音不高，带著川音，语速缓慢，每一个字都仿佛有著沉甸甸的分量，“今天下午，我听到了许多深刻、真诚，充满了对人类命运关怀的发言。关於核武器的恐惧，关於和平的祈愿，关於文学的责任————这些声音，是珍贵的，是跨越国界的，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认真倾听和思考的。”
他首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展现了决决大国的文化气度。
但紧接著，他的话锋如同静水深流，开始转向更本质的层面。
“我今年七十六岁了，经歷过战爭，也见证过太多的苦难与死亡。”
他顿了顿，仿佛在回溯漫长的个人与民族记忆，“我深知，真正的悲剧，往往不在於灾难本身，而在於灾难过后，人们选择了遗忘，或者，只选择记住自己想记住的那一部分。”
这句话，像一把柔软的钥匙，却精准地打开了在场所有东大人心中的锁，也轻轻叩击著一些东瀛作家的良知。
“文学，是什么？”
他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然后自问自答，“有人说是匕首，是投枪。但在我看来，它首先应该是一面镜子—一面诚实的，敢於映照出歷史全部真相的镜子。不仅要映照出广岛、长崎的惨状，也要敢於映照出这场战爭是如何开始的，是谁將它强加给了亚洲各国的人民，以及在南京、在重庆、在无数东大和亚洲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
他的语气依旧平和，但话语的內涵却重若千钧。
他没有提高声调，却让一种不容辩驳的道德力量充盈了整个会场。
“如果文学失去了这份求真”的勇气，那么所有的伤痕”书写，都可能在不自觉间，演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对歷史的遮蔽。”
他微微嘆了口气，这声嘆息里，充满了对一个民族能否真正从歷史中汲取教训的深切忧虑，也包含了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悲悯。
至少许成军觉得是的。
“同情受害者，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我对此毫无异议，並且深表赞同。
但是，”他强调了“但是”，目光变得更加深邃，“真正的、有力量的和平，无法建立在单一视角的悲情之上，它必须建立在完整、共同的歷史认知与深刻的集体反思之上。
否则，和平就像建筑在流沙上的城堡，一阵风浪，就可能让它倾覆。”
最后，他总结道，声音里带著一种歷经沧桑后的恳切与期望：“我们今天的討论，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希望，我们两国的作家，未来能共同拿起求真”的笔，不仅为死难者哀悼，更要为生者负责，为未来负责。
让我们用文学的力量，去擦拭歷史这面镜子，让它映照出全部的、复杂而痛苦的真相。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確保，过去的悲剧，不会在未来，以任何一种形式重演。”
“谢谢各位。”
巴先生微微頷致意，然后缓缓走回座位。
他没有激烈的言辞，没有愤怒的指控，而是以一种基於普遍人性与歷史责任的、无可辩驳的逻辑，將整个对话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精神层面。
他將许成军提出的“路基”具体化为一面“诚实的镜子”，並赋予了它构建真正和平的核心意义。
他的发言，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將下午所有分散的、精彩的、甚至有些对立的观点，牢牢地吸附在“求真”与“责任”这个核心上。
会场在短暂的寂静后，爆发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这掌声，是对这位文学老人智慧与勇气的致敬，也標誌著这次座谈，超越了表面的和谐，触及了灵魂深处的拷问。
对许成军来说。
巴老这次的发言远比他在84年东京笔会上的发言《核时代的文学一我们为什么写作》要更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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