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的床位上,一个病人已经死了。他皮肤变得灰白,嘴唇也完全失去了血色,一动不动整整两个小时,但没人发现。

护士忙著照顾活人,没时间检查死人。

直到后来另一个病人惊恐地喊叫起来,护士才过来看了一眼,然后就摇铃让救济所的杂工把尸体抬走。

尸体被抬到地下室,和其他尸体堆在一起。等著家属来认领。

没有家属的尸体会被拉到伊夫里公墓或者蒙帕纳斯公墓,撒上厚厚的生石灰后,一层层迭放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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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岁的码头临时工加斯帕尔·米莱与他的妻子玛蒂尔德·米莱,正躺在拉博特医院最大的公共病房內,奄奄一息。

他们已经入院两天了,医生只在他们刚来的时候过了看了一眼,就没有再管过他们。

加斯帕尔·米莱嘴里不停地喃喃著什么,但没有人理他。

隔壁床的玛蒂尔德·米莱还算清醒,勉强凑过去听,只听到几个字:“水……给我水……”

玛蒂尔德·米莱抓住路过的护士的手:“求求您,给他点水。他渴。”

护士无奈地摇摇头:“医生不让喝水。喝水会加重病情。”

玛蒂尔德快哭出来了:“他快渴死了……”

护士爱莫能助,只能转身走了。

过了一会儿,医生终於来了。他看了看加斯帕尔·米莱,摸了摸脉搏,然后果断地下令:“放血。”

助手端来托盘,医生绑紧加斯帕尔·米莱的手臂,熟练地用小刀切开静脉。

深红色的血液流淌出来,碗里的血,很快就像暴雨后的湖面一样,涨了起来。

加斯帕尔·米莱的眼睛睁大了一下,然后又闭上了。

放了大概半升血,医生才按住伤口,做好包扎,然后说:“好了。他恢復了平静!”

然后他看著玛蒂尔德·米莱,摸了摸她的脉搏:“你的情况好一点。不用放血,但你需要清肠。”

他让助手拿来一杯药:“喝下去。这是蓖麻油和番泻叶熬製出来的药水,能清空肠道里的毒素。”

玛蒂尔德·米莱接过杯子,犹豫了一下。她知道蓖麻油是什么,那可是泻药!只是她现在已经拉到不行了,再喝泻药……

但医生看著她,眼神不容置疑。她只好喝下去。几分钟后,她的肚子就开始绞痛,然后又开始腹泻。

她坐在床边的便盆上,拉了一次又一次,拉到后面全是水,最后连水都没有了,只是乾呕。

她趴在床上,一动不动,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

晚上八点,加斯帕尔·米莱开始抽搐,手和脚不受控制地抽动,脸扭曲著,嘴里发出咯咯的声音。

玛蒂尔德·米莱想过去看他,但自己根本动不了,只能躺在床上低声哭喊:“加斯帕尔!加斯帕尔!”

护士跑过来看了一眼,然后跑去找医生。等医生来的时候,加斯帕尔·米莱已经不动了。

医生摸了摸脉搏,听了听心跳,然后对护士说:“死了。抬走吧。”

护士叫来两个救济所的人,把加斯帕尔·米莱的尸体抬起来,往外走。

玛蒂尔德·米莱伸出手,想抓住丈夫,但够不著。她只能看著他的尸体消失在门口。

然后她趴在床上,哭不出声,只是乾嚎。

隔壁床的病人看了她一眼,然后转开头,继续呻吟。

在这里,同情心是最廉价也是最奢侈的东西。

病房里没人说话。只有呻吟声,呕吐声,拉肚子的声音,还有偶尔传来的惨叫。

凌晨三点,玛蒂尔德·米莱开始抽搐。

她的情况和丈夫一样:手脚抽动,脸扭曲,嘴里发出咯咯的声音。她挣扎著想喊人,但喊不出来。

她想起女儿佩蒂,想起儿子里昂,想起昨天还活著的丈夫……然后她的意识开始模糊……

护士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没气了。护士再次叫来救济所的杂工,把她的尸体抬走。

很快她和其他几十具尸体一起,也被堆在地下室,等著家属认领,或者被拉去公墓。

加斯帕尔·米莱,码头临时工,死於1884年2月7日晚上八点。

玛蒂尔德·米莱,洗衣妇,死於1884年2月8日凌晨三点。

他们活了三十多年,死的时候,只是医院记录上冰冷的两行字。

2月8日上午,圣路易医院的地下室里,尸体已经堆成了小山。

而报纸上还在讚美医生们用放血、灌肠和泻药这些“成熟的方案”来治疗病人;

巴黎的卫生署还在封锁疫区、喷洒香水、焚烧焦油,认为驱散了瘴气就能阻止传染。

莱昂纳尔再也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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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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