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虏者,建州野人,屡屡犯我大明,掳我百姓,毁我城池,此乃不共戴天之仇!”

“皇太极狡诈无信,其所谓议和,不过是缓兵之计而已。”

“从古至今,未有与虎狼讲信修睦而能保全者!”

“谁若信其鬼蜮伎俩,力主和议,非愚即妄,实则与通敌卖国何异?!”

他越说越激动,虽未直接点崇祯之名,但句句都戳在他的心窝上:

“春秋大义,华夷之辨,凛然不可侵犯!”

“今日有人竟欲效仿五代旧事,割地输款,有何资格为天下士民之主?”

黄道周这番话已经不是指桑骂槐了,简直相当于贴脸开大。

五代旧事,割地输款,这不就是指的儿皇帝石敬瑭吗?

满朝文武听得心惊肉跳,都为黄道周捏了一把汗。

果不其然,端坐在龙椅上的朱由检,脸色早已由白转青,再由青转红。

一股难以抑制的怒火直冲顶门,他自登基以来,宵衣旰食,励精图治,自认非亡国之君,却处处遭遇亡国之象。

如今竟被臣子如此当廷指斥,简直岂有此理?!

“够了!”

朱由检猛地一拍御案,指着黄道周,声色俱厉地怒喝道,

“你休要在此巧言令色,颠倒是非!”

“朕看你不是不懂,分明是借题发挥,诋毁大臣,讥讽君上!”

“如此暴论,与古之少正卯何异?”

“巧言乱德,辩言倾政,读了一肚子圣贤书,却只学成了佞口狡辩!”

“按太祖皇帝训示,似你这等妖言惑众、扰乱朝纲者,当斩不赦!”

这个“斩”字一出,大殿内空气几乎凝固,所有人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一句。

但朱由检终究还有一丝理智,他知道杀了黄道周这样的清流领袖,必致物议沸腾。

于是他强压心头杀意,喝道:

“上天有好生之德,朕生性仁慈,不愿轻开杀戒。”

“着即贬官六秩,滚出京城,去江西按察司当个八品照刷磨堪官(负责核对文书的小吏),好好反省你的狂悖之罪!”

“退朝!”

说罢,崇祯再也不顾满朝文武,直接拂袖而去,只留下一个充满怒气的背影。

皇帝如此震怒,并直接出面为杨嗣昌站台,驳斥黄道周将其远贬。

这等强硬姿态,总算是压制住了朝堂上的反对声音。

众臣见皇帝态度如此坚决,一时间噤若寒蝉,不敢再轻易出头。

可就在风波即将平息的关头,一封来自宣大的奏疏,却又再次掀起了波澜。

这封奏疏自然是卢象升递来的,目的也是为了反对议和。

但卢象升很聪明,他并没有像黄道周那样贴脸开大,直接驳斥皇帝和杨嗣昌的议和之举。

他巧妙地引用了皇帝此前在兵部咨文中的原话“插部可赏,而东虏万万不可赏”,来作为立论的依据。

他在奏疏中表示,陛下金口玉言,早已明辨夷狄,区分对待。

要是皇太极真有和谈诚意,必须先归还其侵占的辽东故土,以示悔过。

否则,一切免谈!

至于东虏威胁,请陛下放心,臣虽然只是一介书生,但也略知武备,不敢有负圣望。

臣督师宣大,经年以来,勤加操练,秣马厉兵,麾下已有敢战之志,亦有可战之兵!

请陛下放心,臣有信心,可为大明守住国门,抵御东虏!

听了卢象升这番掷地有声的保证,崇祯沉默了,而满朝的文武大臣们也都沉默了。

只是这沉默中,还夹杂着许多不以为然。

谁不知道关外女真兵锋锐利?

坊间早有传言,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

自萨尔浒之战后,官军几乎是逢战必败。

你卢总督虽然素有知兵之名,但说出“有信心能抵挡东虏”这种话,是不是有些过于托大,甚至可笑了?

但卢象升自己可不这么觉得。

他只知道如今的宣大边防,确实已是兵强马壮,今非昔比。

自从他临危受命,接任宣大总督以来,就雷厉风行地开启了大规模的屯田活动。

由于清军屡次入寇,宣大地方早已是十室九空,大片都是无主荒地。

因此,卢象升的屯田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不仅恢复了卫所军屯,而且还大量招募了流民。

这些荒地以官府雇佣的形式分给流民,按季度发放米粮作为工钱,产出的粮食则大部分收归官仓,以充军资。

史载,卢象升“大兴屯政,谷熟,亩一钟,积粟二十余万。”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解决了吃饭问题,卢象升立刻开始着手整肃兵马,打造一支能战的强军。

他立刻着手淘汰军营中的老弱残兵,招募精壮勇士入伍,并大力改进训练方法,提升边军的战斗力。

与此同时,他又对军中奖赏制度进行了改革。

他公开宣布,从专门负责偷袭、侦察的“奇兵”开始,凡是能割下真鞑首级的,一律赏银五十两。

其中,直接割首者得三十六两,协助的同袍分十四两。

即便无法斩首,要是能缴获敌军弓箭一把,便按市价赏赐等价银两;

要是能夺获战马一匹,同样按马价给予赏银。

这套清晰、丰厚且及时兑现的赏格,极大地刺激了将士们的求战欲望和勇气。

对于明军缺马的问题,卢象升则是上书崇祯,请求恢复与蒙古各部的互市。

哪怕蒙古诸部大多都倒向了后金,但这也是一个机会。

他在奏疏中提议,朝廷可以理直气壮地断绝岁赏,只互市不抚赏。

互市的核心目的,就是为宣大边军购买急需的军马。

起初,崇祯接到这份奏疏,内心是极其抗拒的。

他对“互市”二字有着本能的警惕和厌恶,毕竟当初袁崇焕的罪名之一就是“擅开马市,资粮于敌”。

这种事,在他看来只能默许,绝不能明旨批准。

但在杨嗣昌的再三游说下,崇祯最终竟然朱笔一挥,直接批示同意了。

有了皇帝的点头,卢象升立刻在宣大开办了马市,搞得风风火火。

不久,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出现了。

远在漠北的外蒙古喀尔喀部,竟然绕过了被后金控制的地区,偷偷派人来到大同请求互市。

不仅如此,喀尔喀部带来的马匹价格也非常便宜。

原来,这喀尔喀部远在漠北,从来没受过大明的岁赏,他们此前一直想与大明互市,但都被二道贩子土默特等部隔绝了。

现在他们直接偷渡来到大同卖马,不但人和气,马便宜,而且还不要岁赏。

就这样,卢象升上任不到一年,就以极低的成本,为宣大收购了近两万匹战马。

同时,他也借此机会,与外喀尔喀各部首领建立了初步的联系,试图以此撬动后金对蒙古的掌握。

就这样,卢象升凭借其卓越的理政和练兵才能,硬是在残破的宣大地区,练出了一支堪称劲旅的部队。

这支劲旅也并非什么天雄军,而是每个督抚都有的标营。

天雄军当初其实是卢象升私自召集乡勇,集结起来的部队,哪能跟督抚标营比。

毕竟正儿八经的总督了,得按照大明制度练兵,不能跟以前一样,胡乱起个番号招兵买马。

只不过,卢象升的标营规模有点大。

他这支标营,有宣府、大同两地抽调出来的精锐一万人,马兵全部都换上了新武器、战马。

步兵则按照火器与冷兵器,二比三的比例进行混编,力求在接战中先以火力大量杀伤敌人。

再加上宣府、大同、山西三镇营兵,卢象升直接掌握的总兵力达到了三万多人。

而且都是实打实的、经过严格训练和筛选的战兵,并非只存在于名册上的虚额。

还有一个显著变化,由于明军能吃上饭了,宣大地区几乎已经瘫痪的夜不收,竟然又开始活动起来了。

要知道,自万历末年以来,由于粮饷严重短缺,宣大地区的夜不收早已名存实亡。

逃亡的逃亡,摆烂的摆烂,根本无法出塞侦查敌情。

这直接导致了明军对长城以外的蒙古、后金情报不明,往往要等到敌人已经破关入塞,地方官府才后知后觉。

想要让明军恢复战斗力就是这么容易,你给他们一口饭,他们自然就肯卖命了。

崇祯十年三月时,宣府宁远堡的十个夜不收出塞探查。

出塞四十里后,被几个喀喇沁的蒙古人逮住了。

按理说,逮住明军哨探,这帮蒙古人完全可以杀了他们,割了首级去向皇太极请功。

但蒙古人知道卢象升在张家口开了互市,于是也没有上报清廷,只是把这十个夜不收的衣服扒了,将其驱逐回去。

消息传到卢象升耳中,他十分惊讶,十个人怎么会被区区几个蒙古人如此轻易地制服,还被扒光了衣服?

于是他亲自过问了此事。

临了他才发现,明军的夜不收因为常年饥饿,营养不良,根本没有搏杀的力气与体格。

见此情形,卢象升是既痛心又愤怒。

于是他立刻下令,增加所有夜不收及边哨人员的口粮配给,鼓励军中体魄强健、身手敏捷的年轻人加入夜不收队伍。

同时,他严令各边堡守将,不能仅仅依赖夜不收,必须定期派遣本堡的精锐骑兵,轮流出塞巡逻、侦察,扩大预警范围。

他明确规定,哪个防区不能及时发现敌情,导致敌军潜入,就严厉追究该地守将的责任。

自此之后,宣大长城沿线的明军又开始活跃起来,一改往日被动挨打的颓势。

在卢象升不懈的努力下,宣大地区的明军开始从饥馑涣散中逐渐恢复过来。

不仅士气得以提振,装备训练更是换了一茬,情报系统得以重建,战斗力肉眼可见的提高了不少。

有了卢象升的强势表态,再加上他确实有拿得出手的军改成果,朝中刚刚被压下去的反对之声又重新冒了出来。

许多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官员,也纷纷上书表示反对。

弹劾杨嗣昌“挟虏自重、坏我华夷大防”的奏疏,又是一封接一封地送到通政司,堆满了崇祯的御案。

面对这股强大的舆论压力,尤其是卢象升用事实证明边防尚有可为后,朱由检和杨嗣昌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朱由检可以强行贬斥黄道周这样的言官,却无法忽视卢象升这种军政全才、封疆大吏的意见。

君臣两人在乾清宫的暖阁内相对无言,大眼瞪小眼,脸上写满了无奈。

迫于巨大的政治压力,他们只能放弃与后金议和。

议和一事没了着落,崇祯又不敢轻易派兵去攻打四川。

在没有解决北方威胁的情况下,他实在不敢轻易调动重兵,远涉险地攻打西南。

可在崇祯眼里,西南贼寇是心腹大患,不除掉简直寝食难安。

难道就眼睁睁看着贼寇坐大,最终养成不可收拾之势?

崇祯急,但杨嗣昌更急。

他比谁都清楚,为了扫荡群寇,朝廷几乎透支了未来数年的元气。

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必须要求速战速决,一举成功。

如果能一鼓作气将流寇和西南叛军统统剿灭,那么所有的投入和风险都还值得。

但就怕战事拖延不决,变成一场消耗国力的持久战。

每多拖一天,那十几万大军就要消耗海量的粮饷,而要喂饱他们,就不得不继续加征饷银。

简直是一个死循环。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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