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北伐没有成功,东晋的弊政也没能改革,皇帝也没做成,在和东晋士族的扯皮中,英雄迟暮,徒然慨叹“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石越自问自己的性格,大概比不上司马懿,顶多也就是另一个桓温。

说到底,他依然只是一介书生,是举不起屠刀的人。所以,石越并不想让自己再度去经受诱惑、接受考验,这种事情,经得起第一次诱惑,并不代表经得起第二次,经起得第二次,也不代表经得起第三次,每一次都是全新的诱惑,全新的考验,永远不可能有免疫的说法。

他也更不想让自己陷入到非得做自己不擅长的事不可的境地。

然而,石越也下不定决心直接拒绝皇帝,对赵煦的承诺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原因,石越已经不太在乎是否会得罪赵煦了,石越真正担忧的,是如今的北伐,已经确确实实有了兵败的危险。虽然一再让自己学会放下,相信宋军就算受挫,也不会重蹈宋太宗和曹彬的覆辙,不至于遭遇过于严重的溃败,也要相信大宋的国力今非昔比,即使大败,天也塌不下来……但是,真的要放下,其实很难。

如果未来真的发生了最坏的情况——不去谈任何高深的事情,北伐有数以十万计的军队与民夫,若真的再次遭遇大败,就是数以万计的人死在幽蓟,上十万的家庭因此破碎——而自己明明有机会挽救这一切,却因为种种原因放弃了责任,临阵退缩了,石越相信自己一定会后悔,一定会内疚。

这几天的时间里,石越虽然多多少少有了一些心理准备,却始终都没有找到太好的应对方法。但如今北伐的局势,即使赵煦不打他的主意,石越也做不到置身事外,而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坐着等待的人,他已经习惯了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在前方看起来已经无路可走的时候,努力的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寻求脱困的可能。

石越这几天中的沉默,并不是在逃避。

自熙宁以来,石越在这个时代,所见到的最好的东西,就是这个时代的士大夫,无论是韩琦、富弼,还是王安石、司马光,还是范纯仁、韩忠彦、吕大防……都是勇于担当的人,他们似乎永远愿意将天下的责任,担在自己的肩膀上,从无畏惧与退缩。

便在今天,石越又亲眼见到,范纯仁、韩忠彦在怀疑本身能力的情况下,也没有推掉他们应当承担的责任,愿意站出来出任率臣。

现实不是童话,敢于承担责任的人,当然也会犯更多的错误。过去的石越,经常在意的,是他们所犯下的种种错误,但和这些人相处了二十几年后,石越在改变着大宋的同时,也被大宋所改变。比如,此时此刻的石越,心里面是绝对认可并尊重范纯仁、韩忠彦、吕大防的责任感与担当心的。

有着这样同理心的石越,会选择妥协,选择放下,选择退让,但绝不会选择逃避、选择退缩。

他一直在耐心的了解各方的想法,思考解决的办法,等待说话的时机。

他知道,赵煦迟早会将球踢到他脚下的。

果然,他感觉到了赵询投过来的目光,听到了赵煦的询问。

“陛下。”石越朝赵煦欠了欠身,但他没有直接回答赵询,而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召回章惇,任命新的率臣,如此便真的能解决北伐的问题么?”

5

石越的反问,让崇政殿中的众宰臣们都非常的惊讶,因为他的话中似乎在暗示反对召回章惇,而赵煦在惊讶之余,更是以为石越为了逃避对自己的承诺,竟准备力挺章惇,心中不由有些恼怒。

“那以石相公之意,又当如何?”不快的赵煦连对石越的称呼都变了。

“孙子云安国全军之道,在于兴师致战,当合于利则动,不合于利则止。”石越环视殿中诸人,淡淡说道:“喜恶、道德、名誉、历史恩怨,都不应当成为战争的理由。发动一场战争与结束一场战争,只能由一件事情来决定,那就是利益!”

“孙子说的话,当然不是圣人之道,甚至颇违《春秋》之义。”石越没有给蠢蠢欲动的反对者机会反驳自己,“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发动战争,我们自是应当奉圣人之教,以春秋大义为本。然孙子以善用兵而为后世尊崇,《孙子兵法》所论,皆是如何才能赢下战争,故圣人教我们应当为何而战,而孙子则教我们如何取得胜利,避免失败,二者亦不可偏废。不知为何而战固然可悲可叹,然再应当打的战争,若不能取得胜利,则不仅毫无意义,更对国家有害。数以万计的军民会因为战败而死,朝廷的财力也会因此困窘,圣人亦绝不会支持这种愚蠢的战争。”

包括赵煦在内,殿中所有想援引儒家经典,尤其是《公羊传》驳斥石越的人,还未来得及开口,就已经先被石越这一番话,将一肚子话给生生堵了回去。

石越仿佛毫无觉察,只是继续说道:“因此,若我们想赢下一场战争,还是应当抛开其他所有种种,单纯的只用‘利’来考量,何时当发动战争,何时当结束战争。所谓‘利’,亦有两面,一则为利益,一则为利害。”

“我大宋北伐的利益是什么?人人皆知,是收复山前山后的燕云故地,可以让河北变成大宋的腹地,让汴京变得更加安全,燕云的土地人民,相对来说倒没那么重要,一场大战下来,没个二十年,燕云诸州恢复不了元气,朝廷在二十年间,每年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去反哺燕云诸州,为的,就是那个长远的安全。”

“但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朝廷在庙算之时,认定安平之败后,辽军已无力阻止我北伐诸军。而北伐之利害,则正是倘若辽军并未如预想的那样无能为力,而是逐渐稳住了阵脚,甚至反而能威胁到我北伐大军的安危。倘若北伐战败,不仅一切预想皆成泡影,对我大宋来说,也会是一个沉重打击,这一场战争将是两败俱伤,甚至我大宋会伤得更重一些。”

石越的这些话,可不是赵煦想听的,他冷冷的打断了石越:“石相公,北伐还没有战败呢!”

“这也是臣想说的。”石越不亢不卑不冷不热的回道,“此前,朝廷庙算,北伐利大于害,成功希望极大,故而兴师北伐,但如今之势,以臣之见,若仍用章惇之策,未来胜负之数,恐怕是负多胜少,而即便更换率臣,改弦更张,然无论由何人出任率臣,胜负之数,最多也只有一半一半,即便最终获胜,也必定是一场惨胜,代价会极为沉重。”

“石相公说什么胜负之数,这是能未卜先知不成?”赵煦忍不住讥讽道,“否则,这胜负之数,又是如何而来?”

石越也不生气,从容回答:“臣非是能未卜先知,说到底,这也只是臣的一点愚见罢了。”

但并不只是赵煦不同意石越的判断,许将便忍不住说道:“但子明相公所谓胜负之数,未免过于长他人志气。我北伐大军虽攻取幽州不甚顺利,然二十万大军,未有损伤,而辽军乃新败之军,仅能龟缩于幽州城中,据城坚守,耶律冲哥在山后迟迟未增援幽州,说得好听一点,是虎视眈眈静待时机,但山前诸州,乃是辽国财赋重地,战场之上,瞬间万变,他又焉敢确信我军一定攻不下幽州?耶律冲哥坐视我军围攻幽州,必有其不得已之处,或是惧于我北伐大军兵威之盛,不敢轻举妄动,或是其平叛之后,士卒疲惫,不堪再战……然不论是出于何种原因,总之辽军之形势,亦并不乐观,胜负之数,无疑仍是利于我大宋。”

石越转头看了许将一眼,又扫了一眼殿中众人,见许多人脸上都露出认同之色,又耐心解释道:“冲元公所言,不无道理,然我做此判断,并不只是因为耶律冲哥。”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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