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1章 河潼形胜宁终弃（2）

石越力主以此为契机，全面开放与西夏之武器贸易，倘若西夏人能从宋朝这里以相对公道的价格买到所需要的火炮，他们便不会有动力去发展自己的火炮工业。

但这个前提是宋朝不再将西夏视为敌人。然而，短时间内，这样的转变连范纯仁都难以适应。对西夏人的猜忌心理，仍然根深蒂固。高丽人则是另一个问题。

御前会议要求高丽立即出兵，威胁辽国的东京道。但高丽正使虽然言语谦恭，却只表示会立即向高丽国王转达此事，并没有一口应允下来。高丽人既然心存观望，御前会议干脆给秦观下达敕令，令他全权处理此事，务必使高丽人尽快向辽国东京道出兵。

但两府都很清楚，高丽是一定会观望的，在胜负未明之前，他们绝不敢轻易得罪辽国。他们的使节已经开始向两府诉苦，委婉的表达希望宋朝减免其债务之要求——他们尚未派出一兵一卒，便先向宋朝开价了。

站在高丽之立场，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宋廷之内，甚至是御前会议之内，对此也是态度两极。韩忠彦与刘舜卿等人皆认为高丽是否出兵无关紧要，他们认为即便高丽乐于参战，倾国而出，亦未必有能力战胜东京道内之现有辽军，更何况高丽必不会尽全力。因此他们认为不值得为此付出过多的代价。但韩维与吕大防却力主拉拢高丽，二人主张倘若高丽能够在九月之前，出兵五万，进攻辽国，宋朝便免除其全部债务。

虽然最终御前会议向秦观下达的敕令中，采纳了韩维与吕大防之主张。但怀疑、猜忌、不满的情绪，仍随处可见。

更大的麻烦出现在国内。

御前会议早就决定在河东、河北分别设立宣抚使司。但宣抚使的人选却难以定夺。

石越一心想让章楶担任河东宣抚使，统辖河东境内之兵马。不料小皇帝突然质疑章楶质历不够，提出要令吕惠卿出任河东宣抚使。而朝中竟然也出现奏折与小皇帝相呼应……虽然这些人官阶不高，但石越与诸宰执们除了借口吕惠卿从未领兵、不熟悉军务外，实在找不出更好的借口来搪塞皇帝。

然而麻烦的是，原本石越与范纯仁、韩维等人商议，要以韩忠彦出任河北宣抚使……韩忠彦本是各方都十分满意的人选，他又是遗诏辅政大臣，高太后也愿意让韩忠彦多立功勋，若他能够宣抚河北击退契丹，日后便大可与石越并驾齐驱，甚至后来居上。然而在小皇帝提出吕惠卿之事后，韩忠彦同样也是从未领兵之事实，就变得尴尬、显眼了。原本这倒并非问题，宣抚使司内自有谋臣幕僚，御前会议与两府亦能遥控指挥，对韩忠彦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决断力、以及调和掌控诸军——这两种能力韩忠彦都可信赖。

但如今这却成了一个问题。

自高太后以下，包括身为新党的许将在内，没有人想让吕惠卿去做河东宣抚使。倒不是怕他东山再起，便算他在此任上立了军功，众人亦有的是办法不入他重返中枢。而是旧党对吕惠卿的忌恨，实是到了根本不希望听到他名字的地步；石党与新党中除吕惠卿派以外，同样也不想给吕惠卿任何表演的机会。

于是吕大防、苏辙等人，干脆建议由韩维或者石越出任河东、河北两路宣抚大使。

这让石越越发的难以决断。

倘若韩维出任两路宣抚大使，以韩维之资历威望，石越定然会彻底丧失对战场之指挥权，他只能担任好萧何之角色。这是石越心有不甘的，况且他亦不完全信任韩维之能力。若他本人离开汴京，出任宣抚使，却又有更多的疑虑。

但无论如何，宣抚使之人选不能再拖。很快西军就要抵达战场，除拱圣军外的京师禁军亦要开始逐次出发，暴雨之后，辽军也必将酝酿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还有那个屯兵雁门之外，一个多月来一直没多大动静的耶律冲哥，更加令人担心……若那时河北、河东还没有宣抚使，后果将不堪设想。

石越心里面想着这些事情，端起茶碗，轻轻啜了一口茶，抬眼望了一眼坐在对面的潘照临。

二十多年了，他已经由布衣而位极人臣，但到了这样的重大抉择之时，他却仍然不得不依赖此人。

2

潘照临眯着眼睛，仿佛正在神游天外。

一晃二十余年的光阴，岁月在潘照临的脸上，也刻下了深深的印记。曾经有一段时间，潘照临几乎以为自己已经失败了——封建南海、与司马光合作、遣散府中幕僚……身居右丞相之位的石越，并不如一颗棋子那么听话。对潘照临来说，石越既是他的主上，亦是他的“作品”。然而，行百里半九十，他几乎以为这件“作品”失败了。

右丞相！位极人臣……这可不是潘照临的目的。

这几年间，他离开汴京，游历天下，只是偶尔才会回来。他这几年间的所见所闻，对潘照临而言，真是一种极妙的讽刺。他见到的大宋朝，州县官吏大抵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农民赋税减轻，兼并放缓，城镇工商发达，文化更加繁荣昌盛……绍圣年间，不仅汴京之国库渐渐丰裕，便是各地州县府库、常平仓，亦皆仓禀丰实。尤其是东南诸路，其富裕程度，更是让潘照临惊讶。以两浙路来说，王安石在杭州期间，除了主持盐债、封建诸事务外，更是筹措资金，大搞建设——石越当年原本就打下了不错的底子，王安石到杭州后，在危机之中，竟有余力大兴水利、修葺道路、沟通河渠、整顿驿馆，并且还扩建了杭州城。如今两浙路内之官道，全以青石铺成，雨水虽多，道路却从不泥泞；杭州等城市中，皆有专门之机构收养弃婴与无人照顾之老人；学校密集，识文断字之孩童越来越多；仅仅两浙路内，报纸便多达十余种；取消对过路之商旅征税后，人口往来更加频繁，两浙路随便一座小县城，都能见到数以百计的外来商旅；杭州一场蹴鞠比赛，能吸引数万人观战……如今，杭州一城之商税，便已是骇人听闻，几乎相当于熙宁初年的数十倍。

东南如此繁华，西北也渐有生气。陕西在绍圣以来，虽然经历交钞危机，但是司马光主政后，百姓渐得歇息，到绍圣七年之时，虽不及东南之富庶，中户以上，却也是家家有余粮，户户有牲畜。

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隐患——与王安石和新党的最大区别是，司马光与石越从未真正挑战过势家豪族，隐田逃户仍在缓慢增加，兼并有所放缓，却并未停止，这侵蚀的是国家最基本的两税收入。司马光与石越的办法是通过节省开支、开拓其他的财源来弥补这一块之损失，尤其是裁撤军队的积极效果越来越明显，再加上二十余年工商业之蓬勃发展，令这种损失渐渐显得微不足道。但潘照临敏锐的觉察到，这迟早将再次成为一个问题。

然而，这个隐患的爆发是他潘照临有生之年绝对看不到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