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起来,站起来。”

他站了起来。连长又说:“走呀,走呀。”

他伤心地哭了,结结巴巴地说:

“连长,我拉大炮吧。”

连长又端起胳膊,第二次向他瞄准,嘴里说着:

“走呀,走呀。”

仆人这时才突然明白似的,一转身就疯跑起来。连长打出第二枪时,他刚好拐进了一条胡同。连长看看自己的手枪,骂了一声:

“他娘的,老子闭错了一只眼睛。”

连长转过身来,看到了站在后面的我,就提着手枪走过来,把枪口顶着我的胸膛,对我说:

“你也回去吧。”

我的两条腿拼命哆嗦,心想他这次就是两只眼睛全闭错,也会一枪把我送上西天。我连声说:

“我拉大炮,我拉大炮。”

我右手拉着缰绳,左手捏住口袋里家珍给我的两块银元,走出城里时,看到田地里与我家相像的茅屋,我低下头哭了。

我跟着这支往北去的炮队,越走越远,一个多月后我们走到了安徽。开始的几天我一心想逃跑,当时想逃跑的不止是我一个人,每过两天,连里就会少掉一两张熟悉的脸,我心想他们是不是逃跑了,我就问一个叫老全的老兵。老全说:

“谁也逃不掉。”

老全问我夜里睡觉听到枪声没有,我说听到了,他说:

“那就是打逃兵的,命大的不被打死,也会被别的部队抓去。”

老全说得我心都寒了。老全告诉我,他抗战时就被拉了壮丁,开拔到江西他逃了出来,没几天又被去福建的部队拉了去。当兵六年多,没跟日本人打过仗,光跟共产党的游击队打仗。这中间他逃跑了七次,都被别的部队拉了去。最后一次他离家只有一百多里路了,结果撞上了这一支炮队。老全说他不想再跑了,他说:

“我逃腻了。”

我们渡过长江以后就穿上了袄。一过长江,我想逃跑的心也死了,离家越远我也就越没有胆量逃跑。我们连里有十来个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有一个叫春生的娃娃兵,是江苏人,他老向我打听往北去是不是打仗,我就说是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想当上了兵就逃不了要打仗。春生和我最亲热,他总是挨着我,拉着我的胳膊问:

“我们会不会被打死?”

我说:“我不知道。”

说这话时我自己心里也是一阵阵难受。过了长江以后,我们开始听到枪炮声,起先是远远传来,我们又走了两天,枪炮声越来越响。那时我们来到了一个村庄,村里别说是人了,连牲畜都见不着。连长命令我们架起大炮,我知道这下是真要打仗了。有人走过去问连长:

“连长,这是什么地方?”

连长说:“你问我,我他娘的去问谁?”

连长都不知道我们到了什么地方,村里人跑了个精光,我望望四周,除了光秃秃的树和一些茅屋,什么都没有。过了两天,穿黄衣服的大兵越来越多,他们在四周一队队走过去,又一队队走过来,有些部队就在我们旁边扎下了。又过了两天,我们一炮还未打,连长对我们说:

“我们被包围了。”

被包围的不止是我们一个连,有十来万人的国军全被包围在方圆只有二十来里路的地方里,满地都是黄衣服,像是赶庙会一样。这时候老全神了,他坐在坑道外的土墩上吸着烟,看着那些来来去去的黄皮大兵,不时和中间某个人打声招呼,他认识的人实在是多。老全走南闯北,在七支部队里混过,他嘻嘻哈哈和几个旧相识说着脏话,互相打听几个人名,我听他们不是说死了,就是说前两天还见过。老全告诉我和春生,这些人当初都和他一起逃跑过。老全正说着,有个人向这里叫:

“老全,你还没死啊?”

老全又遇到旧相识了,哈哈笑道:

“你小子什么时候被抓回来的?”

那人还没说话,另一边也有人叫上老全了。老全扭脸一看,急忙站起来喊:

“喂,你知道老良在哪里?”

那个人嘻嘻笑着喊道:

“死啦。”

老全沮丧地坐下来,骂道:

“妈的,他还欠我一块银元呢。”

接着老全得意地对我和春生说:

“你们瞧,谁都没逃成。”

刚开始我们只是被包围住,解放军没有立刻来打我们,我们还不怎么害怕,连长也不怕,他说蒋委员长会派坦克来救我们出去的。后来前面的枪炮声越来越响,我们也没有很害怕,只是一个个都闲着没事可干,连长没有命令我们开炮。有个老兵想想前面的弟兄流血送命,我们老闲着也不是个办法,他就去问连长:

“我们是不是也打几炮?”

连长那时候躲在坑道里赌钱,他气冲冲地反问:

“打炮,往哪里打?”

连长说得也对,几炮打出去要是打在国军兄弟头上,前面的国军一气之下杀回来收拾我们,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连长命令我们都在坑道里待着,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别出去打炮。

被包围以后,我们的粮食和弹药全靠空投。飞机在上面一出现,下面的国军就跟蚂蚁似的密密麻麻地拥来拥去,扔下的一箱箱弹药没人要,全都往一袋袋大米上扑。飞机一走,抢到大米的国军兄弟两个人提一袋,旁边的人端着枪,保护他们,那么一堆一堆地分散开去,都走回自己的坑道。

没过多久,成群结伙的国军向房屋和光秃秃的树木拥去,远近的茅屋顶上都爬上去了人,又拆茅屋又砍树,这哪还像是打仗,乱糟糟的响声差不多都要盖住前沿的枪炮声了。才半天工夫,眼睛望得到的房屋树木全没了,空地上全都是扛着房梁、树木和抱着木板、凳子的大兵,他们回到自己的坑道后,一条条煮米饭的炊烟就升了起来,在空中扭来扭去。

那时候最多的就是子弹了,往哪里躺都硌得身体疼。四周的房屋被拆光,树也砍光后,满地的国军提着刺刀去割枯草,那情形真像是农忙时在割稻子,有些人满头大汗地刨着树根。还有一些人开始掘坟,用掘出的棺材板烧火。掘出了棺材就把死人骨头往坑外一丢,也不给重新埋了,到了那种时候,谁也不怕死人骨头了,夜里就是挨在一起睡觉也不会做噩梦。煮米饭的柴越来越少,米倒是越来越多。没人抢米了,我们三个人去扛了几袋米回来,铺在坑道当睡觉的床,这样躺着就不怕子弹硌得身体难受了。

等到再也没有什么可当柴煮米饭时,蒋委员长还没有把我们救出去。好在那时飞机不再往下投大米,改成投大饼,成包的大饼一落地,弟兄们像牲畜一样扑上去乱抢,叠得一层又一层,跟我娘纳出的鞋底一样,他们嗷嗷乱叫着和野狼没什么两样。

老全说:“我们分开去抢。”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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