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到此结束。”秦绝手动画了一个句号。
我沉默了一小会儿，诚实地告诉秦绝，我猜到了开头和结尾，却没猜到过程。“我也没猜到。”秦绝更诚实，“我读这封粉丝来信的时候，表情和您现在一模一样。”
没等我惊讶这居然是一件真实发生的事，秦绝告诉我，因为这封信，他再回头复盘《白昼之雨》就有了新的思路，从霸凌者出发的思路。
他说，一直以来，人们谈论校园霸凌现象的时候，似乎都更习惯从受害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们总会从他身上找出几点被欺负的原因，比如他性格软弱，不爱说话，比如他身材并不高大，或是过于引人注目，又比如他某方面存在客观的缺陷，而这样的缺陷让他成为了一个容易引起他人猎奇心理的‘异类’，等等。”
“但真正的事实是，世界上并不存在被欺负的‘原因’。不管是谁、不管他或她怎么样，他/她都不应该被欺负。”秦绝微微停顿，重复道，“没有人生来就该被欺负。”
忽略其他因素，只是一味地迫使受害者自我反思，本身就是不正确的。这是秦绝的看法。
我深以为然。在校园霸凌事件中，“一个巴掌拍不响”的论调始终存在，因此近年来，许多关注该现象的社会活动家纷纷将视线放到学校和家庭两个层面，呼吁老师和家长多多关注被霸凌的孩子，及时承担责任，做到不缺席、不迟到。
秦绝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趋势。“但若是以为这样做就能像宣传的那样‘把校园霸凌现象扼制在源头’，我个人觉得还是太乐观了。”
“因为——对不起，这么说可能会很刺耳——因为霸凌这种事跟挨欺负的关系不大，他都是被欺负的那个了，说明问题根本就不在他，又怎么能指望在他一个人身上把问题解决？
“钉子已经钉在了木板上，我们可以拔掉钉子，试图修复木板上被钉穿了的洞，但敲钉子的那个人呢？他才是一切的根源。如果不能让这个人改掉敲钉子的恶习，那他依然会继续钉木板，只不过是换了一块。
“然后新的木板有了新的洞，如是反复，直到敲钉子的人厌倦了这个游戏，不再通过这种方式找乐子。
“这时我们就能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敲不敲钉子，主动权是掌握在敲钉子的人手上的。
“不论是木板，还是中途阻止敲钉子的人，还是事后再去修复木板的人，都只能跟在那个敲钉子的人屁股后面，被动地承担伤害，承担后果。”
秦绝说这段话的时候，语气并没有慷慨激昂，也没有义愤填膺。
他只是平静地，用很轻的声音，仿佛自言自语般问道：“所以为什么霸凌者会成为霸凌者？”
这个问句振聋发聩，我一时竟说不出话。
须臾，还是如开机之前的闲聊那样，是秦绝回过神来察觉到了气氛的异样，主动开口道歉。
“话题被我扯得太远了，对不住。”他按着衣服下摆，在座位上向我微微鞠了一躬。
我摇摇头，就着秦绝的提问往下聊：“放在《白昼之雨》的环境里，你觉得何冶，或者说以何冶为代表的霸凌者，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秦绝思索了一会儿才道：“我想，如果何冶能在足够的爱和关怀下长大，他就不会追求欺负别人而得来的快感。往往正是这种缺爱、不被关注、不被尊重的小孩，才更想要以极端的方式从他人身上汲取自己所需的存在感。”
顿了顿，他又补充，“这种情况也包括溺爱。”
“被家里娇生惯养，以至于在外面也耀武扬威的霸凌者，在我看来依然是缺爱的。健康的爱会让孩子知礼节、懂是非，拥有良善之心和共情他人的能力。而溺爱只是一种被大量示好粉饰的懒惰和屈从，不带有任何鲜明的、积极的引导，只会让人感觉到匮乏和虚无，并不会觉得自己真正地被爱着。”
我从秦绝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悲悯”的情绪。它厚重，却不沉重，像秦绝的话一样，不会给听者强加浓烈的道德负罪感，谈现象就只是谈现象，没有批判，更没有绑架，其目的是探讨问题，而非煽动情绪，挖出谁的内疚，以情感果实作为彰显成就的勋章。
对话到现在，我自觉与秦绝的交谈已经脱离了名人采访的范畴，而逐渐深入到了社会学的讨论中。
但秦绝将主题扣了回来：“探索成因之后，就要思考对策。我原本也将焦点聚集在‘该如何保护受害者’上，但那封信、那个故事启发了我，我的关注点因此转向了‘该如何有效制止霸凌者’。”
说完，他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我先前刻意抬杠问出的问题，目光温和地看着我。
我们之间的立场不知不觉调换了，隔着一张玻璃茶几，轮到了秦绝等候我的回答。
我想了想道：“《白昼之雨》里大量的莫森行凶施暴的镜头……是一种威慑？”
秦绝颔首。“我不能确定这是贺导和穆编有意为之，但看过那封粉丝来信后，我确实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他说。
“接触或了解过两起及以上霸凌案例的人差不多都能从中发现一个共同点：霸凌者们会暗自筛选合适的霸凌对象。他们在作恶的前、中、后期，心里都门儿清，‘这个人，我欺负了他或她之后我什么事都没有，我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就像那句俗语，柿子挑软的捏。一个性情温和，惯于忍耐，懂得退让的人，在霸凌者的眼里就是一个极佳的欺辱目标。因为他/她平日里的表现，让霸凌者感受到了一种‘可以为所欲为的安全感’。
“从保护受害者的角度，我会建议这些温良和善的人坚定自己的态度，建立自我边界，给对方一个清晰的认知，让他知道在你这里‘这种对待是可以被接受的，而那种对待是绝对不行的’；但从有效制止霸凌者的角度——尽管这么做比较激进——‘展示威慑力’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法。”
秦绝说着露出了一个无奈的笑容。
“我是在维纳佐拉国际电影节的颁奖典礼上收到那封信的，那孩子……体型跟莫森差不多，很腼腆温和的一个小伙子。他在信里说，面对同伴的呼喝和欺压，他没有勇气做出反抗，只能自我欺骗，把这些当成‘关系好的证明’。
“但因为《白昼之雨》，因为莫森，他成功地‘狐假虎威’了一把。他的同伴们看到电影里的莫森那么真实可怕，第一次有了危机感，意识到了‘原来被欺负的人真的会黑化’。”
“黑化”可以理解为因受到强烈刺激而性情大变，从而走上邪恶疯狂的道路。秦绝神情复杂地对我说，虽然这属于还未发生的以暴制暴，但某种意义上，让霸凌的人见识到被同态复仇的后果，可能要比反复宣传和口头教育在结果上直接且顺利得多。
“这是很悲伤的一件事，但也非常现实。”秦绝道，“依然以那封信为例，如果不是电影里的莫森展现出了足够的威慑力，那群男孩恐怕不会真心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怕了，才会思考，才能被警醒，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没有恐惧这个前提，要做到后面的那些，太难了。”
秦绝的话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让我之前对《白昼之雨》为何给莫森设计了大量限制级镜头的疑惑迎刃而解。
“莫森其实在平等地威慑每个人。”我说。
秦绝赞同我的总结。“他（莫森）的形象超出了主观喜恶的界限，是客观的真实，客观的可怕，客观的丑陋。不论是霸凌者、受害者还是非这两方的观众，看到莫森那副模样都会吓到，这份冲击是具有普遍性的。”
我能理解秦绝表达的意思。霸凌者遭到冲击，或许就能被恐惧诱发心虚、后怕心理，继而收敛自己的霸凌行径；受害者遭到冲击，或许会庆幸同样遭受过校园霸凌，但自己没有像莫森那样堕落至此，又或许会因此获取非常规的勇气，“如果现在不勇敢反抗，万一自己有朝一日也被逼上绝路，变成莫森那种人怎么办？”
而非这两方的观众在看过了莫森如恶鬼般邪恶的作为后，再看影片结局，也能感受到“原来没有校园霸凌，莫森的人生是这样温馨美好”。
“殊途同归。”秦绝说，“不论是谁，不论他或她有过怎样的经历，在霸凌事件里扮演过怎样的角色，也不论他或她觉得莫森更可怕、更可怜还是更可恨，有一条观影感想是相同的：校园霸凌害人害己。”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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